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政”用一个“正”字就可以概括。作为具有一定行政职能、服务百姓的官员，只有自己是一个有原则、守法度、堂堂正正的人，他才可能给身边的人施加正面的影响，才能服务好百姓，赢得他们的尊敬。孟子也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自己不正是不可能正人的。

　　正，有垂直或符合标准方向的意思，一个人直立于天地之间，仰不愧，俯不怍，万事不欺心；既不左亦不右，此谓之中正而与道合。

　　正者必清。自身过硬，才能说话硬气；一尘不染，才能理直气壮地正人以清。美玉乃无价之宝，多少人踏破铁鞋、遍觅群山而不可得，春秋时期宋国国相子罕焉能不知？可是面对一脸诚挚的献宝人，却平静地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每个人都有各自珍视的东西，身为一国之相，子罕以不贪为宝，倘若接受美玉，获得的是物质上的一个宝，而失去的却是精神上的一个宝。

　　东汉寿春令时苗赴任时，乘坐的是一辆牛车。一年过后，母牛产下一犊。史书称他在寿春，“令行风靡”“不肃而治”。卸任后，百姓不舍他离任，“攀辕卧辙”，老牛、小牛哀鸣不已，他坚决留犊而去。他这样说：“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有也。”

　　东汉东莱太守杨震，面对深夜送金的报恩人，斩钉截铁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宋代包拯，晚年特留遗嘱：“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四人之言，并不高深难测，但却字字闪耀着“正者必清”的光辉，为无数后来者点亮一盏盏心灯，使之阔步迈向光明坦途。

　　正者必公。公则太平，不公必争，这是一个万古不易之理。春秋时期，晋国的邢侯和雍子因为土地纠纷而对簿公堂。负责审理此案的人叫叔鱼，叔鱼才干出众，但德行有亏，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叔鱼有意裁定“罪在雍子”，雍子得知消息后，马上展开攻势，将其貌美之女嫁给叔鱼。与雍子结为一家人后，叔鱼立刻徇私枉法，改判邢侯败诉，邢侯一怒之下，对叔鱼和雍子展开了报复。原本一桩普通的土地纠纷案，由于叔鱼肆意践踏法律的公正与尊严，导致三人皆输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

　　而唐代名相狄仁杰任大理寺丞时，在一年内处理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余人，却无一人再诉冤。为了国家能选贤任能，他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武则天曾请宰相各自推荐一人任尚书郎，狄仁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狄光嗣谦虚谨慎，事亲至孝，颇有政声。狄仁杰早年被贬官时，路经汴州突然病倒，想在当地请医生看诊，时任开封县令霍献可却要求狄仁杰马上离境，不准看病。后来，狄仁杰再次被贬彭泽时，已成为御史的霍献可，又屡次坚请朝廷杀掉狄仁杰。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待狄仁杰复相时，却举荐霍献可升为御史中丞。狄仁杰的大公无私和宽广胸怀，赢得武则天的高度赞赏和由衷钦敬，可见，“公”字的魅力有多大。

　　正者必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据说北宋司马光曾张榜于客厅，“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一张榜文，明明白白告诉来访客人，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明明白白告诉众人，此处是个光明正大、磊落坦荡、不徇私情的地方。

　　明代海瑞，上任伊始即断然革除两项沿袭成风的弊政，一是地方官员进京，都要带足银子给京城高官上贡；二是知县要向出京巡查地方的高官们馈赠，这些费用最后都要摊在老百姓头上。有好心人提醒海瑞不送礼可能招来祸害。海瑞大义凛然地表示：“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又有人对他耳语：“要做官不得不如是”。海瑞则道：“尽天下而不为上官之赂也，岂尽不迁？又尽天下而惟上官之赂也，岂尽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沟壑也。”假如所有地方官吏都不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人能升职呢？假如所有地方官吏都行贿，是不是就没有一个人降职或获罪了呢？岂可将清白之身置于肮脏的沟壑中。义正辞严的一席话，将这些人说得哑口无言。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正率下，公平公正，风清气正，自然政通人和。唐穆宗曾问柳公权用笔之法，柳公权答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寥寥数语道尽书法之奥秘，也道尽为人理政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