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党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创立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的传家宝。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的一生是矢志不渝探寻真理、追求共产主义的一生，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永葆劳动人民本色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群众工作语言，通俗易懂，历久弥新，令人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由衷地敬仰、无尽地怀念。

　　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活的灵魂之一。追寻毛泽东光辉的人生足迹，其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路径清晰可见，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文化关乎国之命脉，文化性关乎国民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期的“民本”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群众路线”智慧，闪耀着历代哲人先进思想的光辉。毛泽东群众史观第一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理念深深地植入中国现代政治体系之中，使其不再象旧的统治阶级仅仅停留在空头的纸面上，而是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准则与根本政治追求。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时代奠定的。少年毛泽东在私塾接受了6年“孔夫子”教育，主攻的是《诗经》《论语》等“四书五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但当时他最爱读的还是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精忠岳传》等旧小说。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中华传统文化根植、萌生的温床，优秀的文化传统、优良的德行教养、美好朴素的道德价值观念见诸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深感染着毛泽东。其母亲“博爱”“慈祥”“真诚”等优良品格在毛泽东幼小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身为农家儿子的毛泽东，不仅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朴实、不畏艰难的优秀品质，而且对农民的疾苦深感同情，对封建官僚的暴行和剥削疾恶如仇，对山外发生的中国大事极度关注。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闭塞的韶山冲，临行前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边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7岁的毛泽东就志存高远，由此可见一斑。

　　在外求学期间，毛泽东埋头苦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诸多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等，他都一一读过。在新旧学问碰撞、中西文化激荡、科学思维与封建意识缠斗的学习阶段里，毛泽东的学识、思维以及辨析能力都呈现出“科学”“民主”“平等”“革新”的发展倾向。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也能兼容并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特别是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

　　毛泽东虽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但他不拘泥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尤其是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后，他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读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同时也予以深刻的批判和革新。他认为，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封建迷信等阻碍着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人民大众的思维和行动，扼杀了人民大众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自己的勇气。因此，毛泽东主张以批判的眼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列主义相结合，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

　　（二）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信仰犹如灯塔，指引着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里、从历代农民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认识到民众力量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但怎样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还没有具体的路线图。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才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慢慢成型并不断清晰起来。

　　1918年，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不久便前往北京，后经老师杨昌济介绍得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一职。此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亲眼目睹了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的活动，了解到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充盈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饱含着对群众史观、群众立场的坚定支持与强烈拥护，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与深远的影响。虽然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其群众史观向群众路线过渡历程中最为根本的前进动力和哲学依据。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回忆道：“《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此，毛泽东开始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开始了寻求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执著追求。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在新民学会从事以学生为主体的广泛社会联络活动。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毛泽东有能力、有机会亲身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洪流中。毛泽东在长沙主导的五四爱国主义浪潮迅速席卷整个湖南，并与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浪潮交相激荡，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初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史观，进一步坚定了其马克思主义信仰。1919年7月，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充分肯定了人民大众的力量，强调要以“平民主义”来抗衡并打倒强权主义。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上，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明确指出匡扶国家、拯救人类、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同时也指出民众大联合不是中外历次运动中那种强权者、少数人的联合，也不是辛亥革命那种与大多数民众毫没关系的联合，而是广大人民大众的大联合。其核心思想是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战无不胜的，是毛泽东群众史观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和社会现实考察，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领域愈发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愈发坚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群众路线的艰苦探索。

　　（三）成功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实践得出真理、实践检验真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认知还处于朴素的阶段，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则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完善时期，对“群众路线”历史范畴的认知也得到极大的延伸。

　　把党和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表述得最早、最系统、最为深刻的非毛泽东莫属。大革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尤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界线不容易分清。当时党内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另一种倾向，则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重工人运动；但二者都把农民抛却脑后。他们虽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却不知道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哪里。毛泽东于1925年年底为此专题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状况入手，分析了敌我友的问题，回答了团结谁依靠谁、到何处寻找力量和争取同盟军的问题，并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国民革命期间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的惊恐，连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等人也认为，民众运动会破裂联合战线，危及国民革命运动。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先后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农民运动，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热情赞扬了农民运动的成就，并明确指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的伟大作用，强调了关于党和革命依靠的力量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中心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在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为了能让部队在井冈山落脚，毛泽东指示部队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了革命军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1929年12月，为了肃清旧式军队对红军的影响，使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了一个决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期间，中央经常发来共产国际和中央负责人的各种指示，有时也派代表到根据地指导工作，这些被毛泽东称为“钦差大臣”的代表们拿着中央或共产国际的“本本”作“尚方宝剑”，到根据地发号施令。这些指示，有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写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共同战胜蒋介石军事“围剿”的问题。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毛泽东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只有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在文中还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认为战争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战争，更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充分彻底地动员起了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并且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也只能依靠群众的力量。而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将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抗战前期，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成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极其深刻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此外，党的七大还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党章，确立了群众路线的地位和作用。“七大”以后，“为人民服务”就一直成为我党的宗旨，群众路线的理论也为全党所熟悉，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广泛地运用，其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完整化。至此，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已经完全成熟，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

　　二、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宗旨，“一切依靠群众”是根本立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则是群众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检验标准。“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深入群众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意见、需求和愿望，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制定出符合人民需要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方法，“到群众中去”则是我们在为群众服务过程中，广泛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凝聚共识，从而不断夯实党的群众基础，使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转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伟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探索执政条件下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工作方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根据新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而完整地将群众路线表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将其确定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群众路线的恢复与发展。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是他政治品格的一个鲜明特性。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充分肯定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全国推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实现了粮食大丰收。这是邓小平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且运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走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提醒党员及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唯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及苏东剧变，充分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价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指出我们党要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政目标，将其与党的群众路线很好地融合起来。江泽民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1990年3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即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要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成为新时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指针。胡锦涛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这些重要论述，抓住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和要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号召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吕梁山到罗霄山脉、从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到海拔4000米，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见证着习近平总书记躬身为民的赤子情怀。2023年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把调查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环节，明确要求“改进调研方式，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调研”，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人民至上，是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是贯穿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条主线。

　　三、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追寻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足迹，总结百年党史群众路线的硕果，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重视不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还很欠缺。“不少基层党员和群众反映，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却难了；干部的学历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却低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更应该继承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和立场、增进对群众的感情，不断改进群众工作方法，不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重温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我们至少要做到三点：

　　（一）要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能否正确认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力量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界岭，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关键在于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何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呢？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是第一位。毛泽东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强调的就是要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相信群众的智慧力量，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决不能自以为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嘴上喊的是为人民服务，干的却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事，眼里瞧不起农民，心里装不下百姓。片面认为只要按上级的指示要求办事，上级满意了就可以了。殊不知，真正的智慧藏之于民，真正的力量集中于民，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端正为民态度，就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党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成功密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始终把站稳人民立场作为党员干部做好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人民的创造活力；要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最大限度地凝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要敢于修正错误，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

　　端正为民态度，就要饱含深厚的为民情怀。始终关心百姓疾苦，关心群众生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重要理念。毛泽东见不得人民群众受苦，邓小平把自己视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等高尚的为民情怀，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进入新时代，尽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升，但仍然有许多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协调解决。我们要视人民群众为亲人，切实把人民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解决好；要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正扑得下身子，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鱼水关系；要严于律己，自觉遵法守法，做到廉洁自律。

　　端正为民态度，就要甘当“小学生”。毛泽东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进入新时代，尽管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与人民群众比起来，仍然是“小学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所以，我们在群众面前要始终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不能因为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而骄傲自满；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因为群众说话刺耳而心生厌烦；要有一种求知的欲望，相信能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得真学问、学到真本领。

　　（二）要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改地区的老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热情。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我们更要重视群众利益，要让群众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让群众得实惠，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谋出路，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彻落实到自己一言一行中，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员干部要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于心、践诺于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更好地为群众服务，真正让百姓有幸福感、获得感。

　　让群众得实惠，就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毛泽东在强调要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还强调共产党员要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搞个人利益至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认为，凡是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因此，党员干部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要勇于自我革命，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敢于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人和事作斗争；要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三）要深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复杂过程。

　　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党重视并坚持调查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能顺利向前推进，就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深入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在调查研究中首先要把人民群众到底需要什么、期盼什么了解清楚，把人民群众反对什么、忌惮什么调查明白，决不能避重就轻，应付了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始终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重要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同我们党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就是脱离群众，不走群众路线，忘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可以说，人民群众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大敌，深恶痛绝，而群众路线则是刺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一把利剑。所以，我们要坚决破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制订出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要真正揣着问题去、带着实情回、瞄着对策走，解决困绕基层的矛盾和难题；要有“解剖麻雀”的精神，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问题本质，系统性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对策、务实举措。

　　深入调查研究，要贯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也是走群众路线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毛泽东认为，不肯到群众中去做实际调查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自己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1930年至1933年他先后3次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调研，形成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提供了科学依据，成为我们党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邓小平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面对“特区这个决策对不对、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1984年他深入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实地调查，从而打消疑虑，坚定判断“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调查研究开始熟悉情况、开展工作，他“三进下党”，不断思考闽东地区如何“摆脱贫困”；“七下晋江”，总结提炼“晋江经验”；倡导并大力推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调查研究下基层。党的领袖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和躬身笃行，为我们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更应该全身心扑下基层、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踏踏实实走好群众路线。

　　深入调查研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深入基层调研，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所以我们既要靠为群众办实事，也要靠干群之间多走动、多交谈、多联络来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再者，党的方针政策制订的依据是基层群众的需要和意见，即“从群众中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为民办实事，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有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支持不支持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尺，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姿态，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坚决斗争，才能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交出让群众满意的答卷。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