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一家纪念馆里摆放着一件塑像作品，想还原中共一大开会时的情景，其中毛泽东站着发言，很显眼，而其他人坐着聆听。我看到后认为有些不妥，毛泽东当时并不突出，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纪念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回忆说。如今，这家纪念馆里摆放的塑像，已变成与会者都坐着讨论问题。

　　有学者称：“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伟大的创业者。”然而在开启百年基业之初，他只是会场上的一个年轻人，并非主角。后来，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他？

　　参加一大，只有一次发言

　　自1917年4月《新青年》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后，陈独秀就对毛泽东高看一眼。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8个发起组之一。

　　1921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韶山老家过的。6月，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到达上海，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随即广发英雄帖，邀请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与会。毛泽东在接信后于6月29日与“何胡子”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途中，毛泽东偶遇昔日好友萧子升，然而两人却争吵了一路——一年前，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余人开了5天会，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现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实行激烈的革命；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实行改良主义。萧子升回了一趟国，带回留法的会员的意见，毛泽东等大部分人同意蔡和森的主张。此次上海之行，毛、萧二人在途中继续争辩，谁也没说服对方，“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最终分道扬镳，萧子升后来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除担任记录员外，毛泽东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更像是来学习的。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刘仁静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常常引经据典。毛泽东则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以至听不见别人跟他打招呼。不过，对于大会交给他的记录工作，他一点不马虎。

　　这就是28岁的毛泽东。年少读书时，他在多所学校名列前茅，却主动退学。那是在选择与思考。选定了终身事业后，他仍在观察和思索，要寻找信仰之路上正确的方向。

　　领导十次罢工，仅一次失败

　　中共一大确立的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来。

　　1921年冬，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指导工作。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

　　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1.7万工人。安源煤矿是汉冶萍公司一部，因曾向德国和日本借款，公司实权落在帝国主义者手里。矿工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矿井内常发生坍塌、起火等事故，死人是常事，死一个人只给16元钱的安葬费。

　　公开对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当然是行不通的，地方及路矿当局不允许。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办工人夜校。1922年1月，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正式开办，课程有算术和国文。毛泽东给工人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工人阶级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的。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经过5天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等一系列的大罢工，十次中仅一次失败，“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在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期间，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召开，毛泽东没有参加。“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总结二大以来的工作，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工人运动搞得不是很理想，而表扬湖南同志搞得比较好。所以在三大期间，毛泽东当选为5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幼年的党的领导核心。”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张素华说。

　　毛泽东的工作地点从长沙清水塘搬到了上海，这一年刚好是他的而立之年。

　　被孙中山点名举荐

　　中共三大主要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也支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两党共同反抗狼狈为奸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

　　1924年1月，毛泽东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讨论党章时，有人提案，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李大钊率先驳斥，国民党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这时，39号座位上的毛泽东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乘机发言：“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于是提案未通过。

　　毛泽东的表现引起了孙中山等人的注意和赏识。1月30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叶楚伧是执行部3个常委之一，想方设法排挤共产党员。由于受到排挤、打击，甚至武力威胁，许多共产党员离职，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陷入停顿。1924年底，毛泽东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特地摆宴庆祝把毛泽东挤走。

　　铩羽归乡，发现农民的力量

　　“按说中共四大马上就要在上海召开了，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应该开完会再走，可是他没有。在国民党内这将近一年的工作当中，毛泽东思考了很多问题，感到国民党也靠不住。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接下来应该怎么发展，他需要再认识。这次回湖南老家，名义上是养病，可他一会儿也没闲着。”张素华说。

　　1925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再次回到韶山，广泛接触群众，并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新党员很快发挥了作用，7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成胥生等地主却囤积居奇，高抬谷价，还把谷物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让党员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等，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将谷物以平价卖给农民。

　　毛泽东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1925年是毛泽东履历中一个关键的时间转折点。

　　1926年的11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可到了12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批评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受到上级的批评后，毛泽东没有马上否定自己，反而对陈独秀的怀疑越来越深。第二年年初，为了解农民运动的最新状况，毛泽东再次回湘考察，历时32天。这一次，他了解到，农民的力量比上次返乡见到的更强大了。

　　“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评我们党的农民路线是错的，应该大力支持农民运动。瞿秋白大加赞赏，还称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可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这个中央农委书记却连一个中央委员都没有当选，而当选了候补委员。他的中央农委书记之职还被撤了，从中可以看到，陈独秀对毛泽东很不满意。”张素华说。

　　被逼上井冈山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5月21日，长沙的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中共湖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接近瘫痪。“从湖南逃出的人跑到毛泽东在武汉的住所，告诉他死了多少人。他听了很多这样的汇报，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不得不再次思考革命事业的出路。”张素华说。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但失败了。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武汉举行，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

　　“八七会议”还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根据苏联经验，指示部队攻打长沙，致使5000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只剩不足千人。

　　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仍有人坚持直攻长沙。有丰富下乡考察经验的毛泽东则主张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经过一番争吵，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部队最终在井冈山地区找到了落脚点。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才走上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崭新道路。

　　1927年，毛泽东34岁。他已经参与建党、建军，并开始尝试建立政权。在接下来的革命道路上，他还会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但胜利总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