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必须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8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出自《吴子兵法》“图国”篇：“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

　　《吴子兵法》又称《吴子》《吴起兵法》，相传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就是以礼和义作为教育、训练将士的主要内容。这里吴起认为，治国与治军的道理是相同的，必须用正确的伦理道德和礼法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以礼治军，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将士中树立正确、统一的生死荣辱观，使其自觉服从命令、坚决斗争、不畏牺牲。

　　“以礼治军”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中有“以军礼同邦国”，《礼记》中有“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军队的本质，是以强力手段为实现一定政治任务而斗争的武装集团。军队服从于政治集团的约束和指令，正是军队自身的本质要求。为了凝聚军心，增强军队战斗力，历朝历代在治军上强调建设“仁义之师”，把仁、义、礼等道德和行为规范作为军队建设的依据，坚信“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凡出师征讨，要“凝士以礼”，“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尚书·牧誓》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故事。战前，周武王曾在牧野领着众将士念出征誓词，即“牧誓”。他指出，纣王倒行逆施，引得民怨四起，伐纣之举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同时宣布了战法和纪律，要求将士们在作战时要勇猛果敢，不可后退。“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牧誓使得将士们坚定信念、上下同心，斗志昂扬。

　　军队服从于政治，是古往今来不可移易的定律。人们认识到“民”是国家的根基，以礼治军是为了实现以民为本，这也正是《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兵法中常常能读到“民本”“仁义”等理念的原因所在。

　　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部队在转移时，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士兵逃跑成了公开现象。

　　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如何缔造一支崭新的军队，因此有了三湾改编，有了古田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给军队注入了党的理想信念，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党指挥枪”，成为这支军队铁的规矩。

　　这个规矩，坚如磐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启程长征。出发时许多人不知要去向何方，却唯一坚信“只要跟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被围追、被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天大的困难，都未曾让这支军队畏惧。最令人动容的，是历经惨烈失败、绝处逢生之后，每一名官兵发自心底的对党的信赖和追随。

　　这个规矩，寸步不让。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企图分化、瓦解、“收编”红军。党中央在军队性质、宗旨、指挥权等原则问题上，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企图以“政令军令之统一”“军队国家化”名义，逼迫共产党交出武装。党中央始终坚守底线，“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任何旧军队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它不是一个以人身依附、关系纠结而成的军阀武装，而是一个用政治纲领和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在这支军队里，从赫赫战将到普通一兵，都明白为谁打仗、为谁流血、为谁牺牲。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正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新时代的中国军人扎进莽莽群山、挺立冰峰雪谷，冲锋抗疫战场、坚守防汛一线，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守护人民安全。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人民军队要胜利前行，最根本的就是引导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军心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为强军兴军而勠力奋斗。有了这样的信念，这支军队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可能会流血，可能会牺牲，但绝不会溃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