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戴高乐将军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及夫人，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

　　1963年11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访的法国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及夫人时笑着说。

　　富尔也笑着说：“这是个好意见。”

　　富尔的一个更重要身份，是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私人代表。他是代表戴高乐，前来试探中国对两国建交的态度的。

　　双方都很清楚，时间已来到一个重大历史节点，就看能否把握得住了。双方都在互相试探和暗暗发力，火候多一点则过，少一点又不足。

　　云淡风轻之下，风雷之声隐隐。一场“外交核爆”即将引燃。

　　不请自来的客人

　　“富尔‘送上门’来了！”

　　1963年8月21日清晨，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收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急电后，不禁脱口而出。

　　急电中说，正在休假的富尔8月20日来瑞士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了访华请求。

　　张锡昌对富尔并不陌生。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还担任过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1957年，卸任法国总理的富尔应邀第一次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张锡昌参与了接待。

　　时隔六年，富尔再次提出访华。

　　富尔为何此时突然主动提出访华？这得从戴高乐1958年当选法国总统重返政坛说起。

　　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意开启中法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当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仍在继续，法国希望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支持。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回答：我们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1962年3月18日，随着《埃维昂协议》的签署，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扫清了。

　　戴高乐多次公开表示，不做美国的“卫星国”，1963年，法美关系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

　　8月上旬起，戴高乐数次召见富尔，探讨与中国发展关系问题。也因此，富尔在这时突然登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门。

　　经双方商量，富尔访华时间定在10月21日。

　　动身前，富尔再次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特意说明，自己不久前去见了戴高乐将军，携有他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

　　这意外的信息，使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他究竟负有何种使命？一时间尚难以判定。

　　谈判突破

　　为了掩人耳目，富尔偕夫人先去了柬埔寨，又在香港地区停留了两日。10月21日中午，富尔夫妇离开香港，前往深圳罗湖桥。

　　在罗湖桥迎接他们的是张锡昌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两人还担负着一个任务：尽快摸清富尔此行的真实意图，以便中方有所安排和准备。

　　富尔明确告知，他这次对外是私人访问，对内则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与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正常化，希望尽早会见中国领导人。

　　10月23日中午，周恩来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等陪同下，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富尔夫妇。富尔转交了戴高乐的亲笔信，并转达了戴高乐改善法中关系的愿望。

　　10月30日晚，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等陪同富尔来上海。

　　11月1日晚上，周恩来、陈毅在上海和平饭店与富尔继续谈判。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新方案。第一步，法国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议法中立即建交，互换大使；第二步，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来照，愿意立即建交，互换大使；第三步，双方同时发表照会，立即建馆，互换大使。

　　富尔听后，表示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

　　经毛泽东批示，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式向富尔提供了建交方案的书面定稿，周恩来和富尔分别签字。

　　“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

　　富尔访问期间，关于法国打算承认中国的猜测开始流传开来。敏感的记者写道：“前总理并没有被赋予任何正式使命，但是，他也不是去北京游山玩景的。”

　　法国官员们一概加以否认，但时任法国总理蓬皮杜又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们认为，中国存在着，不必装作它不存在。”

　　就在情况不明朗之时，一件举世震惊的事突然发生。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

　　这时候，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戴高乐。英国《泰晤士报》称，戴高乐在西方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无可否认地加强了。《卫报》则称：“肯尼迪总统之死可能是戴高乐将军的一个机会，这一点正在成为西方外交界人士最关心的事情。”

　　12月12日，经戴高乐同意，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他的亲信、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伯尔尼，同中国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具体事宜正式谈判。德博马歇说，就连法国驻瑞士大使都不清楚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戴高乐给他的指示是：建交程序愈简单愈好。

　　在谈判中，德博马歇提出，把确认两国建交的方式由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

　　当时，周恩来和陈毅正在非洲访问，李清泉前往阿尔及尔向周恩来当面请示汇报，周恩来指示：在实质问题上坚持原则，毫不含糊；在程序和方式问题上，可以变通处理。

　　1964年1月初，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继续会谈。中方表示，为了照顾法方的意愿，可以采取联合公报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报中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辞。法方表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强调方式愈简单愈好。中方表示，如果法国政府实质上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只是认为接受这一措辞有困难，中方可删去这一句，但将在联合公报公布后发表单方面声明加以说明，法方以默认方式加以确认。

　　最后，中法双方对公报措辞达成了一致。

　　这期间，戴高乐一一征求了内阁部长的意见，大多数部长都表示赞同。1月8日，法国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与中国建交的决议。

　　当晚，富尔接受了法新社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他说，自己主张法国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且是立即恢复。他还说，美国对亚洲政策现在处于一条死胡同中，法国采取行动将会使这个问题“解冻”。

　　有媒体披露，富尔发表这篇谈话前是给戴高乐看过的。人们猜测，这是试探国际反应的探空气球，中法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

　　美国《时代》周刊称，戴高乐总统“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它的威力从台湾海峡散布到华盛顿朦胧的海底，“美国决策者暴跳得像在热炉子上的玉米花”。著名记者李普曼则撰文说，应该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法国正在以一个大国的地位重新进入远东。如果我们是聪明的，我们就应该欢迎它。美国的地位已使其对有不同意见和不是齐步走的任何国家抱着“神经质的强权态度”，但是战后时期正在远东结束，正如它已在欧洲结束一样。

　　1964年1月27日北京时间19点（巴黎时间中午12点），中法同时在北京和巴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简洁、措辞最独特的建交公报。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按既定步骤发表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黄镇被任命为首任驻法大使，6月2日赴任。递交国书时，戴高乐没有按惯例让礼宾官员起草答词，而是亲自撰写。答词说，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有助于世界和平，为此，法中两国必定能够而且应当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

　　戴高乐还对黄镇预言，中国有7亿人口，它现在还不是一个强国，但20年后将成为强国，50年后将成为异常强大的国家。这些预言，如今都一一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