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赵超构（第二排右二）参加中外记者团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前排左二）接见，并合影留念

　　一

　　1944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各方面压力，同意组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去延安。同年6月9日，参观团抵达延安，进行了为期34天的参观访问。参观团共21人，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名列其中。

　　赵超构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他先在温州读中学，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上海一所学校攻读财经，开始接触进步书报，毕业后任南京《朝报》国际新闻编辑与主笔。1938年，他加盟《新民报》任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行文辛辣却关心民间疾苦，言语犀利但关注全局，是当年《新民报》知名的“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一赵”之一。

　　赵超构能够成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成员颇有一些戏剧性。《新民报》最初上报的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国民党官员一见名字便拒绝了。他们知道，浦熙修不仅和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来往密切，而且弟弟妹妹已在延安，妹妹还是彭德怀的夫人。之后，《新民报》又上报了张恨水，谁知出发前夕，张恨水因家人生病临时退出。于是，赵超构便成为第三位人选。国民党当局对他还挺满意：此人两耳重听，又讲一口难懂的温州官话。他们说：就让这个“聋子”去吧！

　　二

　　对于“大后方”的新闻界来说，到延安去采访是一桩大事。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多年的封锁，加上造谣污蔑，延安成了十分神秘可怕的地方。赵超构动身之前，曾与朋友商量，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张恨水提出“观察，最好一切客观”，还写了篇《送沙先生西游》发在《新民报》副刊上，以壮行色。社长陈铭德为赵超构设宴饯行，重申要“国民的公正观点”，“忠实地介绍和自由地批评”。

　　进入延安，赵超构的第一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起初，由于主客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和信任，沟通并不顺畅。过了一个星期，赵超构渐渐懂得了延安人的感情，接触了更多延安的新事物，对“延安道路”逐渐有了新认识。

　　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是延安之行的重头戏。1944年6月12日，赵超构作为代表团成员首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印象是“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的演说”。毛泽东先向中外记者讲了一段话，然后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谈话持续了约三个小时。赵超构事后回忆说，毛泽东作出的论断，后来都被证明是英明正确的。

　　当晚，在大礼堂观看京剧。赵超构坐在第一排，忽然发现右侧邻座上与他并肩坐着的人竟是毛泽东。一时间，难免有些局促，但他立刻就坦然了。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不是会见记者时肃然坐在主席位置上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他朋友似的与赵超构等谈话，他称赵“赵先生”，赵称他“毛先生”。毛泽东对戏很有兴味，不时发出尽情的笑声，甚至恣意捧腹大笑。这天晚上与毛泽东相处的几个小时，赵超构感到“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通过接触，赵超构对毛泽东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感慨地说：“毛泽东是一个最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毛先生的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还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这样的评价平实而生动，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在延安，朱德、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也给赵超构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使赵超构难忘的是，周恩来用四个小时给他讲解《新民主主义论》，并且具体安排他的采访工作。在他看来，朱德“虽然是久经风涛的人物，可是朴素如乡农”；贺龙“有军人的仪表和气概，有一撮胡子和一副方正的面庞，说话的态度非常愤激”；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人，带着浓重的乡音，颇不易懂。后来有一回，他曾对我们大谈《易经》，使我们记者团中最有经验的记者，也为之搁笔”……这些对边区党政军领导栩栩如生的记述，对国统区读者来说是难得一见的。

　　三

　　赵超构对延安文艺演出中的陕北民歌小调以及秧歌剧终生难忘，“西洋歌总是那个样子，好听，而不亲切……本国的民歌就不然，那全是我们自己的乡村情调，所有民歌中所含蓄的感情趣味，全是我们所共通的……”他称赞《黄河大合唱》这样大的演奏，在延安是不容易的；他感慨过去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秧歌，在毛泽东发表“文艺讲话”后热烈地干了起来；他认为，“秧歌之所以受民间的欢迎，也就因为它的嬉笑怒骂，尽是和民众共鸣的”。

　　在延安，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每一天都在感染着赵超构。他利用一切机会，对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考察。

　　在赵超构的眼中，边区的建设道路是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生产得到发展、民主得以实行、科教文卫事业都有进步，民众有着“标准化”的生活待遇。他盛赞大生产运动，“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他目睹在模范示范作用下，“延安少了很多无所事事的人”。他觉得延安共产党员能够率领大众，其原因“一是政策，二是作风”。他听到勤奋工作的工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为共产党做工就是为自己做工！他还对体现边区民主的“三三制”有深入思考，认为它“虽不足以代表完全的民主，却不失为聪明漂亮的办法”。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对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和生活难以真正理解，但以客观的视角记录了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

　　《延安一月》

　　四

　　回到重庆后，参观团几乎每个成员都发表了采访报道。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无疑是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所有报道、著作中最受关注的作品。

　　1944年7月，重庆酷热难耐。赵超构一头扎在市郊的农家居室，夜以继日埋头写作在延安的见闻。稿子是边写作边送检边刊登，十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在大半个月一挥而就，7月30日开始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上连载。

　　由于作者写得巧妙，除了其中的《延安青年》等少数几篇被国民党“检扣”外，其他篇章基本上都通过检查。通讯比较客观详细地介绍了红色根据地延安的民情民风和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工作生活，使国民党当局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谣言不攻自破。正如陈铭德在结集出版《延安一月》的前言中所说：“本书虽不过是新闻记事性的作品，但在我们未能清楚认识延安真面目的现在，这一些轮廓性的报道，多少可以破除一些不应有的隔膜。”

　　长篇通讯在连载时即引起轰动，《延安一月》出版后也屡次再版，甚至远销国外。它成为很多人对延安最初印象的重要来源，有人甚至怀揣着《延安一月》直奔延安解放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一个月之后，美军司令部正式派观察组常驻延安，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和军事合作。国民党当局惊呼：“没料到，这个聋甏记者给我们捅个大娄子！”出版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部门列为禁书。周恩来则将其称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

　　毛泽东看了《延安一月》后说：“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赵超构也从此与毛泽东成为朋友，并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七次接见。时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