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经济部部长。在苏维埃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理财万千、一尘不染的故事至今还在赣东北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

　　“千万不要在它上面打半点主意”

　　一年冬天，张天松的未婚妻陈冬玉从德兴万村来到当时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驻扎地，看望张天松。

　　晚上，陈冬玉和张天松一同住在张天松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她看见地下放着一捆又一捆竹布，有黄的、白的，还有蓝的，都是崭新的。她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爱不释手，围着竹布打转转，心里想：“能剪下几尺蓝竹布做件罩褂多好呀！”

　　正在办公的张天松似乎猜透了陈冬玉的心事，严肃认真地对她说：“小陈，这可是公家的东西，不要看了，不要摸了，更不要胡思乱想哦。”

　　陈冬玉脸一红，羞得不行，便低着头跑出了办公室。张天松见了，便很快把未婚妻从外面拉了回来，耐心地开导未婚妻说：“小陈，这些竹布是省苏维埃政府用来制作贸易证的。有了贸易证，可以从外地换来红军需要的各种物资。你是我的未婚妻，千万不要在它上面打半点主意呀！这样对公家不好，对我不好，对你更不好。你想想，乡亲们要是知道我们用了大家纳税的钱买的布，该怎么看我们呢？我虽然在省里有一个职务，但这个职务是党和群众给的，我工作也是为了党和群众的事业，不是为了个人。”

　　张天松朴实诚恳的几句话，说得陈冬玉不好意思地连连点头。

　　“这钱是不能借给您的”

　　一年春天，张天松的叔父张炳辉，代表德兴大田村苏维埃政府到省苏维埃政府借款购买耕牛、农具。张天松认真检查完证件后，当场按照规定，批借了100块银元。

　　办完公事，张炳辉便开始动“脑筋”了，他知道侄子当了部长，有权又有钱，便对张天松说，他私人也想向省苏维埃政府借三块银元。

　　张天松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叔，公家有规定，这钱是不能借给您的。还有，借给村苏维埃的100块，您也一定要入村苏维埃的账，不可私自提取。”

　　张炳辉一听，不高兴了，便缠着侄子不放，非要他答应借钱不可。因公务繁忙，张天松还有别的任务，于是跨上枣红马，外出了。

　　张炳辉仍不肯罢休，他望着张天松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哼！你不借这三块银元，我就不离开省苏维埃政府。”

　　张天松执行任务回来，见叔父仍未走，哭笑不得。他只好耐心地做起了叔父的思想工作。他笑眯眯地向叔父问道：“叔叔，您看这些年来，是共产党干部好？还是国民党官员好？”

　　叔父眼睛一瞪，不容置疑地回答道：“三岁小孩都知道，当然是共产党干部好，国民党官员坏啊。”

　　张天松又问：“那您说说，共产党干部好在哪里？”

　　叔父像放连珠炮似地说：“这还用问，共产党干部好就好在廉洁奉公，大公无私。”

　　张天松接上叔父的话：“叔叔，那您说，我是共产党干部，还是国民党官员？您希望我廉洁奉公还是专谋私利呢？”

　　叔父顿时无语，一下领悟了张天松的意思。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乐呵呵地返回了大田村。

　　“革命胜利了，一切都会有的”

　　又过了一两年，张天松和陈冬玉到了要结婚的时候了。婚房就定在张天松的办公室兼宿舍。婚前，张天松领着未婚妻，将婚房好好打扫一番，以备大家来“闹新房”。

　　打扫时，陈冬玉发现，房间里没有大桌子，也没有凳子，只能用床铺当凳子，用一张一尺多宽、两尺多高、桌面坑坑洼洼的小学课桌当桌子，十分寒酸。

　　于是，陈冬玉壮起胆子，与张天松商量，要他想办法换上一张大一点的办公桌，弄来几条木凳子，好让前来的同志们有个坐处，有地方放茶杯、放吃的，让大家开心热闹。

　　张天松听了，不以为然。为了照顾妻子的感受，他语重心长地对陈冬玉说：“冬玉呀，办公桌是一定要换的，办公凳子也是一定要添置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呀！你瞧着吧，等革命胜利了，生产发展上去了，这一切都会有的！”

　　陈冬玉知道拗不过丈夫，便点点头答应了。

　　结婚的那天晚上，方志敏、邵式平等省苏维埃领导前来祝贺张天松、陈冬玉二人喜结良缘。大家在只有一张床铺、一张小学课桌、不到十平方米的婚房里，欢欢喜喜地吃着食物，品着新鲜的绿茶，畅谈革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