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曾国藩在《烹阿封即墨论》中，对齐威王“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的识人用人做法深表赞同，强调“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

　　文章开篇讲到“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于是齐威王委派阿大夫和即墨大夫分别到阿城和即墨任职。然而，“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两人政绩究竟如何，询问朝堂上的身边人，却出现了即墨大夫“毁言日至”而阿大夫“誉言日至”的反差。“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荩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齐威王便派人到阿城和即墨实地了解情况。

　　事实胜于雄辩。据《资治通鉴》记载，调查组到了即墨后发现，“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百姓一片叫好；而踏访阿城则发现，“田野不辟，人民贫馁”，百姓怨声载道。现实情况与“左右之言”大相径庭。最终，即墨大夫被“封之万家”，阿大夫受到严惩。

　　阿大夫献媚齐威王身边人的原因，值得深思。“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没有与其位相应的担当和才干，又贪恋权位，则“《易》讥覆涑，《诗》赓鹈梁，言不称也。彼既自惭素餐，而又重以贪鄙，则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为了获得上司的信任进而保住爵位，便曲意巴结上司身边的人，“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上司听到身边人说其好话多了，自然对其印象也就好了。长此以往，用人环境就会变得乌烟瘴气。于是，“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

　　再看看即墨大夫，“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敢于担当，锐意进取，不善巴结逢迎。上司身边人得不到好处，甚至经常还与其意见相左，久而久之，被“打小报告”也就在所难免了。对于即墨大夫的“毁言日至”，若是听之信之，结果可能“甚者削黜，轻者督责”。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单凭名声与否识人用人往往有失偏颇。“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意思是说，如果仅仅用口碑和声誉作为评判人的标准，那就很难杜绝个人的爱憎和好恶，必然导致贤才和庸才的混淆；如果完全用政绩来考量，又很难杜绝一些人的弄虚作假。

　　考察识别干部，重视哪个群体的意见，很关键。不能偏信少数身边人的评价，而应兼听群众公论和社会舆论。《孟子·离娄上》有语：“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考察干部、听取意见时，“毁言”“誉言”都会反映上来，应善于甄别，不可盲目听信“一面之词”。正如孟子所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在此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考察范围和更科学的识别途径，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讲的群众路线。

　　考察识别干部，是选人用人的重要环节，贵在“忠厚”“公明”。忠于实事、实干、实绩，厚在爱才、容才、用才，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为各级干部“精准画像”，大力褒奖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让巧言令色、奉承谄媚的干部没市场，党的事业就会人才济济、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