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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龙”故事
西山龙门:昆明人文历史“集大成者”
多重文化交融
如今我们看到的龙门景区,是三清阁古建筑群及龙门石窟的统称,是西山风景区的核心景点,是西山胜境的精华所在。
龙门石窟雄居西山胜境之首,具有“奇、绝、险、幽”的特色,知名度颇高。据资料记载,龙门石窟开凿于清乾隆四十五年至咸丰三年,历时72年,由道士吴来清和杨汝兰、杨际泰父子组织石匠,分三个阶段开凿而成。
龙门石窟位于三清阁南面,有揽海处、慈云洞、云华洞、达天阁等一系列位于千仞峭壁上的石雕工程,整个工程在一块天然岩石上精雕细刻而成。洞窟内,楹联、神像、供案乃至“龙门”石坊,都由工匠事前规划设计,开凿时一气呵成、浑然一体。此外,在龙门石雕、石室、崖壁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不少题咏,使其成为书法和摩崖石刻艺术珍品。“龙门作为昆明石刻艺术的杰作,不仅彰显了道教文化,也融入了科举制度的文化内涵。”龙门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边疆异域文化交汇交融,为昆明打造了丰厚的文化沃土,塑造出独具特色的城市品质。而矗立于滇池之畔的西山,可说是昆明人文历史‘集大成者’。”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教授昂自明表示,尤其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身的龙门石窟,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地方性文化丰富、宗教文化多样的特征,其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在昆明乃至云南的宗教建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说增添神秘感
位于龙门石窟旁的达天阁,是由原生岩石雕凿而成的石室。达天阁门外,北侧刻有跳跃的鲤鱼,南侧刻有金龙,取材于“鲤鱼跃龙门”的典故,以鲤鱼代表云南学子,龙门代表实现状元及第。
自隋炀帝大业三年开科举,至西山龙门落成之前,云南一直没有出过状元。民间有说法称,何时在绝壁上凿出龙门,云南就有学子跃龙门,金榜题名,大魁天下。在科举制度废除前的1903年,云南学子袁嘉谷应经济特科试,列一等一名,成为云南科举史上唯一的状元,成全了工匠们历经艰险凿刻龙门的一片苦心,也圆了云南人的“状元梦”。
除“鲤鱼跃龙门”之外,民间还有很多与龙门相关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也为龙门增添了不少神秘感。”昂自明说。
到过西山龙门的人会发现,魁星手中的朱笔没有笔尖。这背后,藏着一个悲情故事:相传,一名参加雕凿工程的石匠,与同伴们辛苦十余载,在雕刻魁星手中朱笔的最后时刻,不慎将笔尖凿断,让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留下缺憾。石匠伤心至极,长叹一声,从龙门一跃而下,以身殉艺。
而在昆明市民中流传甚广的另一个传言,则是“情侣爬西山就分手”。至今,还有人以此调侃,“约另一半去爬西山,就是隐晦的‘分手宣言’”。对于该传言,数百年来各有说辞。“不难想象,爬西山、游龙门,一路山高路陡,要花费很长时间,非常考验体力和耐心。一旦累了乏了,人心中多少有点火气,同行者之间难免互相埋怨、争吵。若情侣脾气倔强,因为爬西山而闹分手也是有可能的。”昂自明解释道,随着出行条件的改善,类似传言在今天已经鲜有人提起。
承载眷念之情
“我们按照门票总收入5%~10%的标准,由景区每年投入50万~100万元用于龙门石窟的保护修缮。”龙门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对龙门的保护力度。龙门景区不仅安装有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和防雷设施,还配备专门的文物消防人员。景区每天还会安排专人,对古建筑、文物进行检查并登记。
西山龙门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石窟艺术,也有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每逢节假日,市民和游客都会呼朋唤友,相携爬西山、登龙门。
2024年元旦期间,即便天气不理想,龙门景区依然游人如织。“新年第一天登高望远,祈盼新的一年身体、事业、生活‘步步高’。”市民王先生说。跟随游客缓缓前行,过龙门、登月台,凭栏俯瞰,茫茫滇池尽收眼底,壁联“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恰在水中央”正是登高心境的完美诠释——身临水天一色的奇境,眼前豁然开朗,顿觉心胸开阔。
自古以来,昆明人乃至云南人对西山龙门都怀有特殊的情感。“我本来是和同学去玩的,没想到这一登却改变了我的一生。”著名国学家杨力撰文表示,15岁那年,她与同学游龙门景区,站在西山龙门,被“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深深影响,发誓“要把五千年中华文化尽收笔底”。
“昆明人对西山和龙门,有一份特殊的眷念之情。”云南文化名人顾国诚在《龙门旧事》一文中写道:“少年时登龙门,图的是新鲜和猎奇;青年时登龙门,会生发涤荡心胸、壮怀激越之感;中年时登龙门,会有世事沧桑、顿悟人生的感慨;及至老年,腿脚虽不利索,还能登顶龙门,说明状态尚好,心境平和。”
本刊记者 杨旭东/文 郝亚鑫/图
龙头街:乡村集市的繁华变迁
龙头街旧貌(翻拍)
龙头街,不是一条街,而是位于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街道宝云社区的一个乡村集市,涉及龙头村、棕皮营村、麦地村等村落。每周三,是龙头街赶集日。各类摊点首尾相连,绵延上百米,汇成一条热闹的“长龙”。这样的热闹,已经延续上百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因其经贸发达、文化深厚,龙头街成为昆明市北市区的中心区域。如今,龙头街作为集市的功能逐渐弱化,但其蕴含的乡土民俗、历史底蕴却越发深厚,并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升华变迁,成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标志。
人杰地灵龙头街
李爱芬今年62岁,是盘龙区龙泉街道宝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作为土生土长的龙头街人,说起龙头街,她如数家珍,并自豪地夸赞其“人杰地灵”。
龙头街名称的来历,有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旧时的昆明城东有神龙盘踞,这里刚好位于龙头,因此得名龙头街。而《昆明市地名志》记载的龙头村(龙头街核心区域)村名的来历更为靠谱:“村旁山形(五龙山)似龙头,故得名。”
巧合的是,从地图上看,形似龙头的松华坝水库南侧,分流出盘龙江、金汁河,两股水流与松华坝水库构成一条龙的形状,龙头街所在的宝云社区正好位于龙头位置。
盘龙江与金汁河从龙头街蜿蜒流过,加上松华坝水库滋养,为龙头街及周边区域提供了便利的农业灌溉条件,自元代以来,这里就是昆明的粮仓。
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为发展经贸奠定了基础。明洪武年间,马帮从中原经昭通、曲靖进入昆明,在龙头村设立龙头驿站,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马帮在这里歇脚,与当地人交易,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集市,成了十里八乡农副产品贸易的集散地。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后,龙头街又成为“进口货”的集散地,被称为“小香港”。
每周三,忙完手头的事,李爱芬总会到龙头街逛逛,提回各色蔬果。这样的习惯已几十年。“以前我读书时,最盼望的就是周三了,因为从家到学校要穿过龙头街。”李爱芬笑着回忆,街上商品琳琅满目,吆喝声、讨价声不绝于耳。李爱芬最爱买一根搅搅糖,边走边吃,穿过人间烟火,甜蜜一路。
老房子里的联大时光
再长大些,李爱芬迷上了龙头街上那些老房子: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冯友兰故居……这些老房子里,流传着文人大家的轶闻趣事。
放学路上,李爱芬总喜欢多绕一段路到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隔着低矮的院墙欣赏院里火红的茶花。“比茶花更吸引人的,是这座房子里蕴含的西南联大旧时光。”李爱芬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师生南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随之而来的,还有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
为躲避战火和空袭,西南联大教授选择更为隐蔽且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龙头街居住。当时,包括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在内的几十位名家学者居住在龙头街,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清贫而安稳的时光。
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决定在龙头街建一所自己的房子,他们自己设计房屋,帮忙运料,甚至亲自做木工和泥瓦匠。终于,一座青瓦白墙的院子落成了,在当地传统民居一颗印建筑中显得别具一格。这座房子,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中唯一的自建住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有一处安身之所,林徽因对这座简陋的小房子十分满意。闲时,她会坐在房子里写信、写诗,或到瓦窑村的窑上看老师傅制作陶坯。更多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为中国营造学社而奔忙。暂居昆明的两年间,中国营造学社重新恢复工作,开展了西南地区建筑调查,尤其对昆明古建筑调查研究颇为深入,留下了近百幅珍贵照片。
不只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龙头街,历史名人的趣闻轶事不胜枚举,闻一多的“豆腐白肉”、朱自清在龙头街买的灰毡披风、冯友兰和妻子的爱情佳话……在战火中,龙头街为西南联大师生、国学名家守住了一片宁静。
龙头街
发挥“龙头”作用
数百年来,龙头街一直在昆明城北部颇具影响力,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作为龙头街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李爱芬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龙头街不负‘龙头’之名,一直都有敢为人先的魄力,为周边发展起到了‘龙头’作用。”
李爱芬记得,昆明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乡镇企业就在龙头街。
1980年,瓦窑村集体出资、出土地,与云南砖瓦总厂合办新陶分厂,建造了大大小小26座砖窑。这里生产的红砖,满足了全昆明1/4的建筑用量。直至2008年,因城市规划调整,新陶砖厂关停。
进入新时代,昆明规划建设北部山水新城,龙头街所在的宝云社区被列入首批城中村改造范围,按照“一村一策”方式进行城中村改建。
2016年,李爱芬担任宝云社区党支部书记,接手龙头街城中村改造工作。城改工作既要保证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发展,又要保护龙头街原有风貌和西南联大历史遗存,在没有经验参照的情况下,宝云社区探索出了一套成功经验,并被其他社区借鉴。
如今,龙头街变化喜人:低矮的民居变成了高楼大厦;破旧的文物建筑得到了修缮保护;村民变市民,实现再就业;10余家名校聚集,带来顶尖教育资源;昆明地铁2号线穿过龙头街,并设置4个站点……
看着龙头街日新月异的变化,李爱芬既欣喜又失落:“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可龙头街的历史文化却逐渐被淡忘。”于是,李爱芬牵头在宝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展厅,并编书,努力留住记忆中的龙头街。
让李爱芬高兴的是,如今,政府正规划打造龙泉古镇,不久的将来,龙头街昔日古韵繁华将重现。
本刊记者 曾永会/文邹鹏/图
板凳龙舞:以凳为龙闹新春
呈贡区乌龙街道上可乐社区板凳龙舞表演
每逢喜庆节日,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的传统。在多数人印象中,舞龙时所用的龙,通常是金黄色且威武霸气的长龙,舞龙队伍也蔚为壮观。但在昆明一些地区,群众舞龙时惯用一种由板凳做成的龙。这种板凳龙身长不足2米,附上彩色的龙头、龙衣和龙尾,只需3个人便能舞动。
源于传说和内地习俗
逢年过节,在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上可乐社区、斗南街道及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七甸街道等地,群众都会欢聚一堂,进行板凳龙舞表演。
据《呈贡康熙县志》《澄江府志》等史料记载,板凳龙舞至今约有200余年历史,明代以后在呈贡地区民俗歌舞表演中非常盛行。资料显示,民歌《板凳龙》及内地起源更早的“村田乐”“社火”“秧歌”一类习俗,是板凳龙舞的重要起源。《澄江府志》记载的“看罢梨园日已沉,黄昏早是花灯炽。昼鼓争敲笑语浓,遥指儿童戏火龙。西巷茶歌犹未歇,秧歌东唱又重重。”的诗句中,“火龙”被认为与呈贡花灯歌舞《板凳龙》极为相似。
作为板凳龙舞的起源地,乌龙街道上可乐社区和七甸街道都流传着板凳龙的传说。
在上可乐社区,以彝族青年阿咱哩为民除害的故事广为流传。相传,很久以前有恶龙作怪,导致呈贡遭遇大旱。阿咱哩见粮食颗粒无收,便奋起反抗。最终战胜恶龙引来泉水,让族人得以繁衍生息。阿咱哩牺牲后,族人相信他化作一条条小龙,便以板凳龙舞来纪念他。
在七甸街道,则以杨三郎制服恶龙为民除害的故事广为流传。七甸先民认为,地里的黄鳝就是小龙,常出来糟蹋庄稼。一次,在老龙点龙时,杨三郎披着蓑衣跳出来,大叫一声“我蓑衣龙到了”,将龙王和小龙吓跑,并丢下龙杖。杨三郎持龙杖管住了龙,让龙再也不来糟蹋庄稼。杨三郎还用拐杖点出泉水,为村民带来水源。为纪念杨三郎,村民用板凳象征杨三郎压住龙身的草鞋,在板凳前后扎上龙头、龙尾,聚会时舞龙感念。
创新改良便于表演
在七甸街道头甸社区观音寺村,板凳龙舞队多以舞台表演和走街表演为主,在47名队员中,77岁的张跃忠最年长,他也是板凳龙舞的区级传承人。
据张跃忠介绍,上可乐社区和七甸街道的板凳龙装造稍有区别。在起源地七甸街道,板凳龙通身彩色、身披彩衣,除三只脚仍有板凳的模样,其余部分已看不出板凳形状。“起初是用四脚板凳做成龙的模样,后来为了便于表演,把四脚板凳改成了三只脚,还做了龙头、龙身、龙尾、龙衣,并在龙衣上加上彩画,成为龙的象征。”张跃忠说,经过改造后,七甸街道的板凳龙以蓝、黄色龙衣为主,上可乐社区的板凳龙装造与之类似,但龙衣以金色为主,龙须更为突出,龙尾造型亦有区别。
虽然各地的板凳龙不尽相同,但都与传统的板凳造型相去甚远。“小时候见到的板凳龙,就是在板凳上披块红绸,前面扎朵红花,比较简单。”乌龙街道上可乐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毅回忆道。
如今,七甸街道的舞龙人多穿红色绸衣,上可乐社区的舞龙人则多穿彝族服饰演出。表演时的乐器和音乐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老龙老龙要喝水,板凳板凳要翻身”等调子却从未改变。经过不断改良,现代的板凳龙舞还加入了蓝色长扇和小扇等舞蹈,舞台呈现融合体育、杂技和舞蹈,恢宏壮观。舞蹈动作由原来的12个套路精减为“龙出海”“龙抬头”“龙戏水”“龙翻身”等8个套路,表演风格集细腻、奔放和严谨于一体。
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板凳龙舞有庆丰收、祈平安之意,因取材方便,体积小、重量轻,舞蹈动作简单易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呈贡区极为盛行。春节期间,群众都会邀请板凳龙舞队到家中庆贺,花灯表演中亦有板凳龙舞。
“一条老龙出水来,吉祥如意财门开,老龙老龙要喝水,板凳板凳要翻身……”伴着喜庆的音乐和蓝色长扇舞,七甸街道板凳龙舞队隆重登场。表演时,由男女3人配合做出“龙翻身”“龙抬头”等动作。一套8分多钟的板凳龙舞热闹非凡,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民间舞蹈的气势恢宏和刚柔并济。
在传统的板凳龙舞表演中,前面的人多为丑角打扮,后面的人则为旦角打扮,边舞边唱《板凳龙歌》。恭贺时,曲调采用花灯调的《板凳龙》;踩场时,唱词一般是《十二月采花》或《秧佬曲》;庆贺时,结合各家情况即兴编唱贺词。比如,某家有刚过门的媳妇,可唱“贺了一家又一家,仙姬送子转回家。今年花灯来庆贺,明年生个胖娃娃”,并配合做出“龙翻身”“龙戏水”等舞蹈动作。
“板凳龙舞热闹非凡,过去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如今更多是表达祝福,营造喜庆祥和的气氛。”张跃忠说,七甸板凳龙舞曾一度失传,后在相关部门的努力下复演。2007年,“七甸·板凳龙舞之乡”被列入昆明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作为传承人,张跃忠每年都要带领板凳龙舞队开展20多场次的演出,并前往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传承表演。“希望板凳龙舞代代传承,让更多人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张跃忠说。
本刊记者 谭宗慧通讯员 李艳飞/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