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万端，惟守“公”而已。公器不可私用，公权不可私行，这是为政者应有的原则和底线。

　　何为公？用古人的话说，即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古代的为政者，一直把“人臣之公”看得很重。

　　《臣轨·公正》一文写道：“理人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而已矣。唯公心可以奉国，唯公心可以理家。公道行，则神明不劳而邪自息；私道行，则刑罚繁而邪不禁。”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公平无私才可以侍奉国家，只有公平无私才可以治理家室。如果公器私用，虽然刑罚繁重，奸邪也禁止不住。

　　有两个历史故事耐人寻味。

　　其一，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了“公烛无私光”的佳话。李氏家族有一人为官清廉，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一封家书。他当即灭掉公家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因为在他看来，公家的东西一丝都不能侵占，公与私之间不能越雷池半步。

　　其二，《旧唐书·萧仿传》载有萧仿公物不入私门的细节。萧仿曾任广州刺史和岭南节度使，他生性廉洁自守、公正严明。南海地区虽盛产各种奇珍异宝，但他“月俸之外，不入其门”。一次，家里人生了病，大夫配药，需要一味乌梅入药，下人到公厨中拿了一些，萧仿知道后下令归还，并催促他们到市场上去买。

　　不用官烛看家书，不占公厨里的乌梅，这样的事看起来是小事，实则包含着为政者如何对待公器的问题。为政者往往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支配一些公共资源。须知，这些权力皆是用来为公众服务，为民造福的；公共资源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倘若公权私用、公器己用，就会背离为政的初衷、远离为政的方向，把权力和公器变成自家的“私有物”。这样的为政者缺少一颗公心，自然不会奉公守法，更不可能奉国为民。

　　历史上凡是千古流芳的为政者，大都公权公用、为民造福。反之，那些遗臭万年的为政者，无一例外地公权为私、公器私用。

　　清官包拯，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公正严明、铁面无私。和包拯同朝为官的任弁，时任汾州知州，利用自己的职权，让当地士兵给他干私活。士兵们不是被吩咐织造缎匹，就是被命令干一些杂务。后来任弁的这种行为被人告发。根据宋朝的法律，他犯了公器私用的罪。面对各种请托，包拯不为所动，坚持判其为大罪，最终将任弁发配充军。包拯因维护公器而名垂千秋，而任弁只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陈执中曾在宋仁宗时任宰相。他之所以被上下所看重，就在于他坚持以国家为重，从不用权力谋取一己之利，决不允许以私义害公器，不容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一天，他的女婿找他想为自己安排一个好差事，陈执中果断拒绝，“官职是国家的，并不是个人居室抽匣中的东西可以随便取用。你虽是我的女婿，但也不能把官职作为私人财物那样轻易拿取。”陈执中可以说深知公器不可私用的道理，真正做到以公心理家、以公道奉国。

　　宋人朱熹说得好：“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共产党人一定要有更高的境界，一定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坚决反对公器私用、权力滥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光明正大、堂堂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