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云南各族人民开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云南革命事业相伴始终，与云南人民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金沙水暖》红军渡江纪念雕塑（邹鹏/摄）

　　支持云南党组织建立

　　2003年，两封封存70余年的珍贵信函面世。这是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写的亲笔信函，其中一封反映了毛泽东与云南党组织建立的历史渊源，节录如下：“克文兄：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信中，还规定了云南农运特派员符号（即化名），包括周霄、 陈能新等8人。

　　为配合北伐战争胜利进军，防止云南军阀唐继尧趁机作乱，1926年8月，中共广东区委派云南籍共产党员李鑫回云南工作，筹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同年9月，从第六届农讲所结业的云南籍学员周霄、黄丽生和罗彩主动要求回云南从事农民运动，得到毛泽东的赞许。9月17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陈克文，就派人回云南设立农民运动办事处问题作了详尽的安排。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周霄等人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接洽，领取农民协会章程、农民运动书刊和工作经费。1926年11月7日，李鑫、吴澄、杨静珊来到位于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的周霄家，4人召开了云南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成立。

　　云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倾注着毛泽东的心血。他致信陈克文的主要目的虽是选派人员回云南开展农民运动，但他推荐李鑫，并选派周霄、黄丽生在云南开展建党工作，客观上对云南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中两进云南

　　毛泽东两次到云南都是在红军长征的战争岁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政务繁忙，他再未踏上祖国西南边陲这片土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党和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红军一渡赤水，分多路向云南威信县扎西镇一带集结。2月5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四川叙永县石厢子到达威信县水田寨，第一次进入云南。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毛泽东不但参加了扎西会议，其意见还左右了会议的最终成果。在组织上，他力荐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在军事上，他提出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敌人。扎西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回师黔北，上演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好戏。当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开进时，毛泽东指挥红军出其不意地向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

　　1935年4月23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第二次到云南。中央红军第二次进入云南后，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领导人利用在曲靖关下村缴获的云南军用地图，及时作出避实击虚、抢渡金沙江，转兵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川西建立苏区的战略决策。

　　夺取渡口是抢渡金沙江的先决条件，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兵分四路与敌人抢夺渡口。5月5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到达皎平渡口并渡过金沙江，在山崖中的石洞里搭起工作台作为渡江指挥部。在其指挥和率领下，中央红军3万人马分别从禄劝皎平渡、洪门渡、鲁车渡和东川树桔渡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为云南解放谋篇布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挑起内战。1945年底，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3万余名大中学生发起“一二·一”运动。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关注时局发展，一方面，指示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另一方面，亲自作出部署。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194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和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部署，中共云南省工委发动大规模武装斗争。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在南方的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 、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对党在云南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在人民解放战争各大战场和各条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积极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1949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指示，卢汉如能于野战军入滇时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确定了争取卢汉起义的方针。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通电报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指出“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为防止国民党残余部队退入云南，毛泽东明确指示，对华南和西南诸敌必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二野四兵团发起滇南战役，歼敌3.2万余人，解放云南全境。1950年2月24日，云南人民终于迎来了彻底翻身解放。

　　余红（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