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工业遗产”这个话题的热度不减——

　　今年的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全球设计之都建设，强化工业遗产遗存保护利用；第三批重庆市工业遗产名单、《重庆工业遗产地图》相继发布；国内首部反映三线建设的沉浸式文旅驻场演出《洞见816》，在涪陵816工程遗址景区首演……

　　留住工业乡愁，既是提亮城市文化特质的重要途径，也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丰沛的精神动力。

　　重庆作为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在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双重背景下，应如何集约高效地盘活现有工业遗产资源，为人民留下这抹难忘的工业乡愁？

　　放眼世界，我们能看到工业遗产在城市转型中释放出的新活力。

　　位于德国鲁尔工业区郊外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建筑群，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重生的工业遗产助力鲁尔区获评“欧洲文化之都”；荷兰鹿特丹南部岬角港区、英国利物浦阿尔伯特船坞等，成为滨水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范，吸引世界游客……

　　在工业遗产身上，我们同样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工业化起步与发展的壮阔史诗，捕捉到宏大时代留给城市的文化资本和发展荣光。

　　对于不少“老重庆”而言，工业遗产里有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留下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配套完整的医院、学校、俱乐部，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单元……

　　重庆工业是近现代中国工业发展历程最完整的代表之一。散布巴渝大地的工业遗址，早已成为一道道文化景观，深深嵌入城市的文脉之中。

　　回溯萌芽时期，“第一”奠定了区域工业发展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等西方列强希望开拓和扩大中国西部市场。1890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次年，重庆开埠，客观上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和技术。

　　1905年，重庆第一家机械工厂——铜元局开办；1908年，川江上第一家华资航运企业——川江行轮有限公司成立……重庆大量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械装备，在西南地区率先建立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

　　回看发展时期，近代工业肩负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一跃成为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诸如南京金陵兵工厂、武汉汉阳兵工厂等企业内迁至重庆，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期间，重庆兵工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二的枪炮及弹药。如今，由分布在江北区、沙坪坝区等地的多处山洞厂房、防空工事等组成的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回首新中国成立之后，难忘的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经过“一五”“二五”的发展，到1964年底，重庆工业企业数量达到4700家，形成了以机床工具、仪器仪表、汽车配件等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

　　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考察重钢大轧车间、大平炉车间和国营建设机床厂。1957年2月、1958年3月，周恩来总理视察重钢、狮子滩水电站。中央领导同志关心重视重庆，广大人民群众也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回眸三线建设时期，“三线精神”仍有不灭的时代价值。三线建设是指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我国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重庆共布局项目118个，配套民用项目90余个。

　　比如，1965年动工的西南铝加工厂，是三线建设时期全国最大的工业项目之一，如今跻身第三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3万吨模锻水压机，服役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承担了众多涉及国防安全的核心锻件的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旧有的工业景观，在国有企业改制、产业转型、城市建设“退二进三”的浪潮中黯然离场。

　　值得注意的是，不应片面理解“经济发展”的内涵，也不能让作为城市史、工业史、文化史见证的工业遗产，落寞地走进视线盲区。

　　一个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工业遗产为载体，让老一代人的工业乡愁，跟上时代步伐，成为有价值、有共鸣的情感资源，被年轻一代认同和接受，进而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能？

　　将目光聚焦到重庆。一方面，资源丰富。去年12月公布的《重庆市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报告》，梳理出重庆自开埠至三线建设期间（1891年—1982年）留下的171处工业遗产，其中包括已命名的国家级工业遗产5处。

　　另一方面，隐忧仍在。现行保护利用政策有待完善，纯市场化方式难以真正实现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活化，社会对工业遗产的认知还不全面等问题，依然掣肘着重庆工业遗产的向新而生。

　　比如，保护管理的政策性措施怎样织得更细。诚然，工业遗产更新关系到环境治理、旧房改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牵涉的利益主体也有很多。不打破藩篱束缚，工业遗产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凤凰，难以涅槃重生。

　　要扭转工业遗产保护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尴尬状况，就要建立统筹协调的保护机制，健全工业遗产从普查、评价、公布，到编制规划、筹措资金、实施保护的闭环工作机制，确保工业遗产保护依法、有序地开展。

　　比如，只剩躯壳不见内核的“文创”包装。将工业遗产改造为文创园区，是当前不少地方的惯性操作。但如果仅是围绕建筑外形做文章，引入大同小异的经营业态，游客来此之后，也只是换了个场景，逛的还是“小商品批发城”。

　　进一步追问，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同质化程度很高的工业遗产文创园区吗？须看到，工业遗产活化的核心，在于工业文化的挖掘与展示。应深刻理解工业文化与城市精神的互动关系，避免盲目上马导致的门庭冷落，造成“二次废墟”。

　　比如，“自嗨”怎么转变为全民“狂欢”。对于一些老“三线人”、老职工而言，他们有着很浓的工业乡愁。以三线遗址为例，如果仅是延续传统的旅游模式，中老年人或许可以来此怀旧，但难以与年轻人产生情感共鸣。

　　工业遗产不是特定人群的“自嗨”，更应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这就需要打破单一的表达方式，创新挖掘、展示工业文化的内涵，与今天的受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同步聚合、同频共振。

　　重庆工业发展在西南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以去年为例，2023年前三季度，重庆工业增加值达到8830.19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而作为重庆文脉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工业遗产，理应跟随城市发展的步伐，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工业遗产的重要性。经过多年发展，国内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很值得参考。

　　比如英国，其依托工业遗产的复兴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究其根本，在于其对工业遗产的多维度、可持续性的保护与利用。创意产业的加持，让这个老牌工业国家焕新活力。

　　又比如上海，杨浦滨江历经30多年，完成了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蝶变。其构建的系统性全要素保护体系，也为全球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于重庆而言，要蹚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新路子，还应紧扣“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尊重人民的核心利益，坚持动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让工业乡愁留得下来、传得下去。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面对“不动”的工业遗产，重庆该怎么“动”？

　　高处着眼，坚持系统性思维、整体性保护。应强化顶层设计和分级分类管理，形成能够彰显发展历程和文化特色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强化部门合作，形成工作合力。

　　自2021年起，重庆市经信委连续3年开展重庆市工业遗产申报认定工作。《重庆市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等政策相继出台，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规划设计不断完善。

　　细处着手，完善工业遗产利用的多方机制。应前瞻性地将工业遗产纳入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鼓励多元主体合作，实施因地制宜、因材施策的修复手段，让工业遗产随着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一道有机生长。

　　比如，位于两江新区的悦来庄稼（原重庆江北化肥厂），入选了“重庆市工业文化旅游示范基地”。2017年，重庆悦来投资集团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用艺术文化的“化肥”滋养现代城市精神的“庄稼”，化肥厂摇身一变，显得很有艺术范儿。

　　实处着笔，让工业遗产新业态开出更多元的“繁花”。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重庆对于工业遗产的利用相对较晚。但重庆工业遗产资源丰富，多个工业遗址群遍布长江、嘉陵江沿岸，且类型多样，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在目前已知的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816工程，欣赏一场沉浸式演出；在川美坦克库当代艺术中心，见证年轻艺术家们与九龙美术半岛共同成长；在北仓文创街区、贰厂文创公园，感受新消费业态……工业遗产的魅力，远远不止一面。

　　也要客观冷静地看到，工业遗产项目的保护与再利用，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实现回报。除了政策、资金等“自上而下”的持续加码，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参与意愿。

　　虽是“遗产”，但“人”始终是不变的核心。汇聚起文化活力，工业乡愁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留住工业乡愁，也就是留住人心、留住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