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恩来，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曾经写下这样的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8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通过这些故事追忆那段不凡岁月，深切缅怀！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波澜壮阔，但面对爱人，他也有柔情的一面。他和他的小超，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传奇，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

　　他们是“灵魂伴侣”

　　超：

　　我不愿在你睡熟的时候，再来搅你，特留字告你：

　　今天正午十二时，用我俩名义请了周苍柏夫妇、史良夫妇及袁雪芬同其编剧人共六位客人，在西花厅薛子正处午饭。我已托何谦办理此事。

　　请你届时先往，因周苍柏今日下午五时即行，故不能再延期了。晚上才决定的，望你谅我无法相商。

　　早安！

　　周恩来

　　十一 早

　　1949年10月11日，周恩来决定在他和邓颖超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西花厅，宴请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党派代表。

　　“由于二人养成了不同的生活和睡眠习惯，这天一大早，周恩来不忍打扰熟睡中的妻子，在详细说明情况后，仍旧满怀歉意地说‘望你谅我无法相商’，体现出他们之间的互敬与互信。”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研究员刘春秀说。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

　　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原则，即互爱、互敬、互勉、等。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原则的。

　　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和谐相处的准则。

　　生活上，两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电影、戏剧、健身等。有好看的电影，他们就向对方推荐。

　　1949年7月，邓颖超到上海出差，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这时，延安老友孙平邀请她观赏电影《西伯利亚交响曲》。看完后，邓颖超深受启发，赶紧把感受写信告知身在北平的丈夫：

　　“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观后可称名不虚传。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特别是剧情人物表现了崭新的社会——苏联青年的一代的新型人物，令人深为感动。

　　表现了青年一代的爱情与事业的结合，又表现了其爱情之热烈、深长、坚定，以及冷爽决绝，远避以去，努力于事业的成就，不强人之爱而爱，不防人之爱而爱，给人们以良好教育，诚不可不看的佳片。且是一看而欲再看的佳片。

　　我提议，你有机会，亦要看看。”

　　周恩来回信道：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很多人说两人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上的革命伴侣，我更喜欢称他们为‘灵魂伴侣’。”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原副馆长李爱华感慨。

　　经营爱情的高手

　　1942年，邓颖超在一次青年妇女座谈会上讲道：“有一些人，心地狭窄，受自私和独占欲的支配，不喜欢甚至干涉自己的异性朋友不能与旁人交往……怕自己的妻或夫的爱情转移，夫妇之外，概无朋友……必须从积极的方面，通过各方的努力去克服上述的现象。使夫妇之外，还能有朋友，爱情之外，还需要友情，则更能调剂夫妇的生活。如果夫妇二人，整日厮守，过着极狭窄的生活，日久必然厌腻、淡薄，爱情非但不能巩固，而且反会恶化。”

　　“邓颖超是经营爱情的高手。她知道丈夫魅力强大，就像斯诺说的那样，‘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也就容易不自主地吸引人，她就不断吃一点小醋，这恰恰是夫妻生活的黏合剂。”李爱华说。

　　邓颖超爱情保鲜秘籍第二式是创新。“周恩来有个小名叫大鸾，邓颖超给他写信时经常称呼他为‘鸾’，落款处写上‘凤’。实际上邓颖超本来没有这个名字，是她专门为他的‘鸾’所起，鸾飞凤舞的信件不在少数。”李爱华说，“邓颖超还会造一些不合乎正常语法的词句，最有名的就是‘我可想你得太’。”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从她1950年搬入西花厅居住起，几乎每年的8月8日，都能看到伯伯和伯母拍结婚纪念照，以使爱情保鲜。

　　半个世纪的婚姻，大多是分离

　　超：

　　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

　　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作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

　　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

　　其他待面谈吧！

　　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

　　周恩来

　　一九五八．十一．十七

　　1958年10月12日，邓颖超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当时正值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金门炮战的关键时期，他没有陪同前往。

　　事实上，在51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各有各的工作，两人经常处于分离状态，但他们总能创造在一起的机会。

　　1925年，周恩来到汕头东征，不久后邓颖超也前往汕头做妇女工作；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后到了上海，邓颖超身体虚弱，仍到上海登广告寻夫；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邓颖超也跟着去了；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手臂，后赴苏联治疗，在重庆上班的邓颖超也到苏联陪护……

　　如果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不能在一起，即便工作再忙，两人也要书信传情，营造“在场感”，不缺席对方的每一段经历。

　　1947年3月，邓颖超和中直家属队已离开延安，向东撤往山西，留在陕北的周恩来于3月17日写信告诉“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信很短，但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寥寥几句足以让人感到宽慰。

　　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两人是分开的，这也是两人通信最频繁的一年。如今留存的70多封书信中，有14封都写于这一年。

　　1955年5月7日，参加完万隆会议，周恩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刘少奇、董必武、陈云等到机场迎接。

　　出发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让周恩来险些丢掉性命。如今丈夫安全返京，邓颖超决定不顾虚弱的身体，到机场迎接。

　　当与前来接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后，周恩来看到了他的“小超”，他笑了，她更是笑开了花，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旁边的接机人员，看到此举也笑了。

　　“我从邓颖超身上看到，女人为婚姻和家庭的付出。周总理不能做到像她那样，否则他就不是周总理了，但他给了她最需要的那种爱：忠贞不移。”李爱华说。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说：“在战争年代，周总理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大姐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总理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乃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遵从总理的遗嘱，陪伴邓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并遵从邓大姐的遗嘱，把她的骨灰也撒入了海河。”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