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西部多地发布向全国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宁夏、重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都是首次开招。

　　聘任制公务员，是指以合同形式聘任、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他们不用参加“国考”“省考”等考试，实行聘任合同管理，薪酬待遇明显高于委任制公务员。

　　“传统公招很难招到这类人才”

　　相较普通公考，期待通过聘任制公务员招到更合适的专业人才，是各地的普遍想法。

　　2024年5月9日，重庆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招聘9名聘任制公务员，岗位有大数据技术总监、招商项目总监等。这些岗位对应聘者的学历、从业经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如重庆永川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招聘招商引资总监1名，该岗位要求应聘者具备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硕士及以上相应学位，本科阶段就读学校为“985”“211”高校或“双一流”建设高校，或是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位的国（境）外高校。而在从业经历方面，要求应聘者具有10年及以上海内外招商引资项目实操经验，丰富的客户资源，具有3年及以上招商团队管理经验等。

　　重庆市永川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传统的公招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或全职备考人员。我们研判过，按照我们列出的岗位条件，通过传统公招很难招到人。因此，我们通过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方式来物色人才。”

　　与传统的公务员考试相比，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更注重应聘者的专业素质。重庆此次招聘的考试测评分为履历分析、笔试和专家面谈三个环节，重点测查应聘人员的政治素质、专业素养、业务能力和岗位匹配程度。

　　希望招到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人，薪资是一个重要抓手。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财政局招聘金融高级主管岗位，要求报考者必须有3年以上国内外金融业发达地区金融行业投融资业务或金融政策研究部门从业经历。这个岗位开出了税后80万元的年薪。

　　2024年5月17日，江西省宜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开出税前50万元年薪，招聘一名招商服务局锂电产业发展四级高级主管，职责包括牵头制定宜春经开区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每年独立或牵头引进锂电新能源产业10亿元以上项目至少1个等。

　　一些岗位应聘者比较踊跃，但也有地方在招聘时出现“遇冷”情况。有分析认为，出现“遇冷”情况，或与招聘门槛过高，薪资却不高有关。

　　2024年5月19日，甘肃省首位聘任制公务员在金昌市正式上岗，岗位是金昌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高级主管，年薪25万元。在聘期内，其每年需完成包括重点行业监管、应急救援、教育培训等7个方面共20条考核目标。

　　金昌市此次招聘有57人报名，经过资格审查，符合报考条件的仅有8人。

　　2024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公告，公开招聘11名聘任制公务员，大多数岗位明确薪资待遇“不低于本机关四级调研员年工资收入的1.5倍”。最终，智慧交通管理工程师、城市建设规划师等9个岗位因“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而取消公开招聘。

　　“鲇鱼效应”

　　1993年，国务院公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首次提出聘任制公务员的概念：国家公务员职务实行委任制，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200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提出，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公务员职位聘任制度。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公务员管理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郝玉明介绍，我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真正推开是在2011年，中组部、人社部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此前虽有试点探索，但未形成制度。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该制度进一步完善。媒体统计，截至这一年年底，全国至少有21个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

　　从各地的反馈看，聘任制公务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成都市委组织部集中招聘了6名聘任制公务员。据报道，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作部一位副部长评价称，他们普遍能力强、素质高、态度好，逐步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务员群体带来“危机感”，产生“鲇鱼效应”，有效激发公务员队伍活力。

　　2022年，《江西日报》也发表类似文章，认为当地的聘任制公务员交出了优异成绩单，实现了“引进一个，带动一片”的良好效果。

　　随着聘任制公务员范围与数量的扩大，这个群体如何续约、如何升迁，也被外界关注。

　　上升通道有待破解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对于聘任制公务员，在其任职期间，他们有公务员编制，但并不享有行政级别，同时也不会被安排行政职务，这也是聘任制公务员和其他公务员的最大区别。

　　聘任制公务员并非“铁饭碗”，他们有合同聘期限制。从通告看，各地聘期不同，如甘肃全省第一位聘任制公务员的首次签订聘任合同期限为5年，而江西省11个地级市在2024年5月发布的招聘公告显示，聘任合同期限为3年，多地通告中提到首次聘期包含试用期6个月。

　　曾任中部地区某省份聘任制公务员的孙晓童（化名）表示，他是武汉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曾在一家事业单位任职。2015年，他通过公开招聘，成为该省首批聘任制公务员，出任某市某区管委会建设运营主管，年薪大约是委任制公务员的1.5～2倍。

　　在聘期内，孙晓童全程参与了该区多个PPP项目的谈判、签约、落地推进。孙晓童表示，他有意愿转为委任制公务员，“从现实情况看，哪怕转任后降薪，委任制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在当地也还是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工作更稳定，用人单位和我也都有这个意愿。”

　　2020年，满足转委任制公务员“聘期满五年”的门槛后，孙晓童所在单位向组织部门汇报，其所在的区领导也和市相关领导作了沟通，市一级的公务员主管部门带着其转任委任制的申请找到了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最终，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领导以这种转任在全国没有先例为由将此事搁置。”孙晓童说。

　　转为委任制公务员无果后，孙晓童与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两年后，考虑到个人发展问题，孙晓童辞掉了聘任制公务员职务。

　　现实中，一些反对聘任制公务员转任委任制公务员的声音确实存在。在2015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四川某县一位组织部副部长坦言，试点聘任制公务员的初衷就是要做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聘任制公务员的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用高薪招募到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因此，如果一个岗位有更合适的人选，那么用人单位将聘任他人，如果搞成“铁饭碗”，就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关于鲜见聘任制公务员“转委”的现象，庄德水认为，在制度层面，达到什么标准可以成为委任制公务员，并没有细化的规定。这种背景下，聘任制公务员很难转变身份，升迁之路并不明朗。

　　郝玉明则认为，随着近两年来招录城市和岗位的增多，对聘任制公务员作用发挥情况、管理运行情况等还需继续跟踪观察，为今后的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