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收藏了三枚民国时期的银元。这三块银元从外形上看，同一般银元的形状、质地、成色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这背后，到底有着一段怎样不寻常的故事？

　　秘密任务：“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强化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经济封锁，致使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叠加物价上涨等因素，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加大力度开展地下经济工作，选拔一批特殊人才为党筹措革命经费。

　　面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险恶环境，我们党组织、党员要生存下去都极为困难，还要做生意，为党提供资金支持，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考验个人对党组织的忠诚，还考验着他的意志和工作能力。如果选人不对，极有可能引来大麻烦，经济损失是小事，怕的是党组织遭到破坏，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损害。所以组织在考察人选时，对党性修养、道德品行尤为看重。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员肖林被纳入了考虑人选。

　　肖林本名肖本仁，四川江津（现重庆江津）人。1936年进入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1939年7月，经共产党员饶友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妻子王敏卿，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林曾任卢作孚秘书，又在民生公司物产部工作，人脉颇广，已在经济工作中初露头角。在此之前，党组织曾多次交办肖林重要工作任务，他都严格按照组织要求高效完成，大家对他的评价颇高。

　　194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密接见了肖林，并直接委派他“下海”经商。周恩来叮嘱肖林：“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专职经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肖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分配的任务。

　　为党经商：从“恒源字号”到“华益公司”

　　1941年春，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开张，肖林出任经理。他同时在重庆市区设立分号，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设办事处，主要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扩大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业务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为了开辟新的市场，避免同质竞争，肖林独辟蹊径，从华华公司、恒易生百货商店批发销售卫生带、女式内衣，还有化妆品、护肤品、洗涤用品等，生意非常兴隆。

　　在经商过程中，肖林夫妇认真研究国民党经济政策，与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以及经济机构斗智斗勇、左右周旋。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甚至与军统中统都有交往。但他始终坚定贯彻周恩来“同流而不合污”的指示要求，行事谨慎、思维缜密，最大限度地保证党的地下经济组织的安全。

　　从1941年4月到1946年5月，只要南方局下达指令需要提钱，肖林夫妇总是绝对地保证满足。这些钱有的用于安抚烈士家属，有的用于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有的用于支援处境困难的抗日民主爱国人士，有的用于资助进步知识青年赴各根据地工作、学习。而更多的，则是交给了党组织，变成了抗日前线的各种军需物品。

　　1946年5月，根据周恩来和钱之光的指示，肖林将业务逐步向上海转移，成立华益公司，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济南、徐州、蚌埠之间的农副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

　　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肖林利用在民生公司工作时积攒下的社会资源、人脉资源，以及民生公司提供的交通运输便利条件，将山东解放区的农副土特产品销往上海，又从上海把布匹、五金机械、医药产品及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运到青岛，生意两头做，往返无空船。也正是通过这些合法运输的船只，肖林秘密将山东省军地党组织从敌伪那里缴获的美元、法币、金元宝及珠宝玉器等运回上海，全部转交给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为华东解放作经费上的准备。

　　1947年3月7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代表团和上海办事处撤回延安，肖林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单线领导。刘晓传达中央指示，要求肖林继续从事秘密经济工作，并负责提供上海工运活动经费。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2月2日，国民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打死3名女工，打伤100多人，造成震惊全市的 “申九惨案”。这期间，刘晓找到肖林，要他拿一笔钱紧急援助罢工工人。“要多少？”肖林问。刘晓回答：“两三亿吧！”“申九惨案”后，上海各业工会组织了“申九惨案”后援会，积极募集捐款。据《上海工运志》记载：“为了支援申新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达3.2亿多法币”，其中有3亿法币便是肖林捐助的。

　　永不褪色：“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

　　亲朋好友得知肖林经商挣了不少钱，前来找他借钱周济，文人墨客也到公司化缘，请求肖林帮忙出报出刊出书，但都遭到了肖林的婉言拒绝。有的骂他“真是越有钱越抠门”“为富不仁”“无奸不商”“忘恩负义”。肖林很无奈，但他知道，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受多大的委屈，自己都不能动摇，因为这事关党的事业发展，自己务必要时刻坚守组织原则和纪律，兑现对党的忠诚与承诺。

　　1949年，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已经完成。设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的分支机构先后撤销，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流动资金全都调往设在香港并由党掌握的华润公司。

　　由肖林和妻子王敏卿共同创建的地下“秘密金库”，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新中国的筹建提供了可观的财力支持。他们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现已无从考究。只知道，华益公司宣布撤销时，向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而他们自己仅请求组织同意留下三块银元作纪念。

　　有人调侃说，肖林是红色资本家，叫他“肖老板”。对此，肖林只是笑笑，并不作答。8年多时间里，他们夫妇俩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在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的监督及制度的约束下，凭着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信念和为广大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幸福的初心，全心全意为了党和人民，赚的钱没有一分据为己有，而是全部交给了党组织。肖林和王敏卿常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们是在为党挣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感慨地称他们为“红色夫妻”，并说“叫肖老板不恰当，叫红色掌柜最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肖林走上领导岗位，开始从事公开的经济工作，他们夫妇俩始终保持着清廉正直、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就连日常使用的写字台，也是用了50多年的旧物。1997年，肖林将这不平凡的三块银元捐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如今，这三块熠熠发光的银元静静地陈列着，默默向世人述说着这段为党经商的光荣历程。

　　白手起家创办实业，为党筹集巨额经费，虽经手无数资产，却两袖清风，不占分毫。肖林夫妇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严以修身严于律己、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进入新时代，面对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复杂因素，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坚定理想信念，从革命先辈们的先进事迹中汲取精神养分，履职尽责、担当奉献，自觉模范遵守党的工作纪律，为推动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