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3月生，蒙古族，云南腾冲人。他在父兄影响下自幼受到文化和哲学熏陶，曾两度赴日留学，早年投身革命，1936年出版《大众哲学》。1948年10月起到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先后担任哲学教研室教员、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3月因病去世。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民大众之中

　　艾思奇中学时期就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留日期间，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在上海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从此走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几年时间里写了大量论著，声名鹊起。1933年6月开始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文章。1934至1935年，在《读书生活》杂志连载24篇哲学文章，并于1936年1月结集出版，即《哲学讲话》（从第四版改名为《大众哲学》），一时洛阳纸贵，新中国成立前发行三十多版。该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成千上万的青年在它的影响下奔向革命道路。这部书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蒋介石曾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毛泽东很欣赏《大众哲学》，视之为“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优秀读物，除要求作为学校和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教科书之外，还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推荐。1937年4月，艾思奇的另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著作《哲学与生活》出版，毛泽东读该书时作了19页的摘录。

　　1937年10月，艾思奇奉调到延安工作，正值毛泽东如饥似渴学习和研究哲学，并进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欢迎艾思奇的到来，二人进行了比较频繁的哲学交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与艾思奇多次交流哲学问题。在这些交往交流中，艾思奇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直接影响，熟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为他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延安时，艾思奇就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进行了宣传和阐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陆续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1965年，写成《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这是艾思奇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著作，也是他一生最后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艾思奇并非生搬硬套，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实践经验讲解，既遵从毛泽东著作的原意，又进行创造性发挥。在讲授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问题时，他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专门讲，为什么《矛盾论》要讲这个问题？这也是从实践中来的。16年的斗争碰到了要区别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1923年陈独秀就把对抗矛盾看做是非对抗的，甚至不承认这个矛盾。蒋介石拿了枪来屠杀工人农民，他还要把工人农民的自卫武装缴掉。另外还有非对抗的问题用对抗办法来解决。”“所以，流血的经验逼迫人要考虑区别一下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这些著作是用血写的，不是用墨写的。”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非僵死不变的，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反对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对它的发展，而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广受学员欢迎的“艾教员”

　　1948年10月，艾思奇到马列学院任教，开始了长达18年的“理论教员”生涯。他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几乎每期每班都讲过课。他授课的内容以哲学为主但涉及广泛，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有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涵盖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文艺理论等多个学科。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高级党校还率先在全国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并编写出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

　　艾思奇讲课善于用融会贯通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见解，娓娓道来，环环相扣，如数家珍，使学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之中，真正感受到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在讲授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的原理时，他说：“一切生物都有质，人有人的质，动物有动物的质。人主要的质是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人的质主要是阶级性。但是人也是动物，也有动物的质，动物的质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身上也有两个质，有动物质、也有化学质，医生就是研究我们身上的化学变化，医生不研究我们的阶级性，他专门研究我们的生理质、化学质。”

　　艾思奇讲课力求出新，常常反复思考如何把一个题目讲得有新意。1962年讲“历史唯物主义引言”时，他开场就说：“这个引言怎么讲？我考虑了很久，……这次讲引言就比较概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作一点解释，主要的还是结合实际，结合我们讨论中的问题来讲。”他时常变换角度，在1960年的“党史引言报告”中，他突破原有格式，从党史的角度来解读《实践论》《矛盾论》，1964年则又进一步从新的党史角度阐发了“两论”的内容、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教学中不分场合、不问对象、不研究新材料新问题，一味引章摘句，照本宣科，是讲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讲到一些概念、原理时，艾思奇也常常讲出自己的新见解。他认为，以前的教科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定完全。他主张应该这样定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理论；把握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的理论。”

　　艾思奇讲课强调“有的放矢”，重在应用。他在讲稿中说：《实践论》告诉我们，要从认识过程来克服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矛盾论》又告诉我们，要从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要学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善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毛泽东的“两论”给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武器，掌握了这个无比锐利的武器，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认识世界就能比较正确，改造世界就会卓有成效。

　　艾思奇并不是只在党校讲课，对于各方面的讲课邀请，只要抽得出时间，几乎是“有求必应”。无论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还是对一般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他都一丝不苟地备课，从不糊弄。他还被聘为北大文学院教授，在北大讲《社会发展史》大课，在北大哲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列原著等课程。1951年3月，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社会发展史讲座”，当时全国组织收听和学习这个讲座的有50万人，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后来，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达100多万册，影响力不亚于《大众哲学》。

　　一生信守实事求是，做到朴实低调

　　艾思奇始终把“实事求是”当作自己一生笃行的生活准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艾思奇写文章赞扬过群众的革命热情。后来他在河南下放期间，看到不少问题，就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写信，指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发表了题为《破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和《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的文章，强调“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

　　艾思奇非常谦虚低调。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自己的感性知识少，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多次深入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村和天津的工厂参观学习，并在下放河南期间虚心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他写讲稿和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疲劳了就在凉台、湖边散散步又干起来，一干就是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他很少串门闲聊，偶尔与同事聊聊工作和生活，完全没有什么权威的架子。

　　艾思奇一生酷爱读书。到北京十余年，家里藏书近万册，稍有闲暇，便埋头于书海，专心致志。他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凡是认为有价值的书籍，都留有他的墨迹。有的则专门写下笔记、评述和随感。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世界各国的原著，他还以顽强毅力学习掌握多门外语。早年学会了英文、日文和德文，40多岁时，为了准确理解列宁主义理论，他又开始学习俄文。

　　艾思奇脑子里塞满了工作和哲学，惜时如金。他在北京多年，只去看过一次长城。他热爱音乐，但也是在自己的屋里自娱自乐。游泳、滑冰、书法，都要靠挤时间。多休息片刻，就会觉得内疚。教学、科研、会议、行政事务，各种工作非常繁重。时间不够用，只有靠牺牲睡眠来补偿。长期下来，像一架机器超负荷运转，导致身体状况一天天恶化，56岁正当英年就辞世而去，为新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损失。

　　艾思奇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在延安时期就当过解放日报的总编等领导职务，调到马列学院只当一名教员，他本人毫不介意。他最喜爱的头衔是“艾教员”。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尤其是逐字逐句抄录《哲学与生活》19页多读书笔记，他一直妥善保存，从不拿出来张扬。1964年，中央领导与中央高级党校全体学工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想找艾思奇握手，找了好几排人才发现他的身影。

　　艾思奇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在党校工作的18个年头中，他没有私人纠葛，也没有个人恩怨，1960年被任命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但他从不摆官架子，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要求特殊照顾，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权给亲朋及家属安插工作岗位。（娄季芳）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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