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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天，我发现我有了目标。对，就是理想。

　　那天在阅览室看到某个主持人写的一本书，我突然心潮澎湃，那是一种如获至宝的心情，我知道我该去做什么了。做个主持人很不容易吧，但既然别人做到了，我一定也可以。这是我中学时期的一篇日记，字里行间透着雄心勃勃，势在必得。可别忘了，几乎与此同时，我还想当外交官呢。年轻人就是这么“朝三暮四”。

　　爸妈没有真的想让我成为一名主持人，这我很清楚。做出版、搞文学，学术、科研、外语，这是他们希望我平稳前行的轨道。所有其他的，都只能是兴趣爱好而已，不过是未来人生的加分项。想当职业主持人？抱歉，从不在选项里。但我已经被那张报名表悄悄地改变了命运。

　　我报名参加了全国中学生主持人大赛，起初的预赛、复赛都十分顺利，比赛的场地正好也是我主持过的《新星大擂台》的演播厅，我对那个舞台很熟悉。我曾在这间演播厅里听过配音大师童自荣老师的课，那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童老师的声音，那种心醉的感受感染了我很久很久，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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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初赛、复赛都是第一，成为当之无愧的种子选手。而那时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北京有一所名叫“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学。

　　永远不要志得意满，这是我在那次失意之后铭记在心的。意外发生在决赛那天，由于一切过于顺利，危机仿佛就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伺机而动。决赛中有一项内容是在主持人比赛里常见的，将三个词串成一个故事。

　　轮到我了，拿着题卡，看着上面的字，每一个我都认识，在脑海里构建出了基本逻辑之后，抬头准备讲述时，一眼看到坐在观众席里的爸妈，他们殷切的眼神和我相对，就在那一瞬间——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什么也说不出，后来磕磕巴巴地说了什么，我完全记不清。与去北京参赛的六个名额擦肩而过，我名列第七。至此一切归于平静，我回到学校安心上课。

　　话说前六名选手到了北京，厉兵秣马准备全国赛。新疆的领队老师和组委会沟通后得知，可取前六名，而不局限于前六名。这就意味着如果有分数并列，将自动空出第六名的位置，参赛人数可因此递增，新疆赛区恰好有这种情况，领队老师打来电话，让第七名选手火速赶到北京，参加全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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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上掉馅饼儿的事吗？还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脑袋上？但容不得多想，我向班主任请好假，出发前往北京，下了飞机，被领队老师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这回不可再轻视我的对手了，我所知的对手是突然闪现的“大脑空白”，我必须做足准备，才能与之战斗。连夜写稿、练习、背诵、演练，我把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首先迎接的是分区赛，分为南北两大赛区，分场次进行比赛，我是新疆来的第七名选手中唯一进入总决赛的。那一天，我总算释然了。

　　总决赛终于来临，我穿着一件白色绣花衬衫，抽题，紧张备赛；轮到我上场了，面对满演播厅里的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大学生们，我冷静沉着，松弛自然，将所有内容完整表达、没有疏漏，临场题目从容应对，偶有火花。完成，鞠躬致谢，下台。

　　再上台时，集体听取比赛结果，二等奖——第三名。

　　出乎意料的是，前三名的奖励千金难换：免试进入北京广播学院。保送应该是连高考都免了吧？但我的“保送”只是免除了艺考，还是要照常参加高考，只要分数线够了，就等于迈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大门。

　　回到新疆，校长知道了这个喜讯，叫我去谈话，谁知谈话的内容，他在周一升国旗后的早会上，对着全校师生说了出去，广播里传来让我尴尬不已的话语：“我校尼格买提同学荣获‘新苗杯’全国中学生主持人大赛亚军！但他说了，即使获得保送北京广播学院的机会，他的理想院校依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祝他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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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那几天，考点外总是挤满了学生家长，考完出来，我还惊讶地看到很多父母居然拿着大捧鲜花迎接自己的孩子，仿佛孩子的脸上已经写满了分数似的。我看到这样的场景总会汗毛竖立，庆幸我严肃拒绝爸妈来陪考。一个人去，一个人回，不要给彼此太大压力。

　　我的高考很放松，但它一点儿也不能打消查分数时的紧张。坐在爸爸的书桌前，握着电话的红色听筒，我拿着纸笔一条一条地记录，最后再算出总分。生怕有疏忽，反复核算，最终确认了那个数字：531。这与我自己估计的530分，仅有一分之差。

　　填报志愿时，父母并不支持我填北京广播学院，上大学毕竟是重大的人生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彼时还未升级为中国传媒大学，名头不如今日这般响亮，好在最后一刻播音学院院长亲自打电话劝说我父母，他们才勉强同意。

　　之后，爸妈高兴地带我去新疆的第一家快餐店就餐，算是对我的奖励。这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是一顿大餐了。不久后，更沉甸甸的奖励邮寄到了家里，我用指尖抚摸了一个暑假，差点把“北京广播学院录取通知书”这11个字给磨没了，我只是想确认这是不是真的。通知书在手中很轻，但足以掀起心中的潮涌，我家客厅朝北，但我分明看到阳光照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