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仍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短板，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工作，作出了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决策，切中了要害，抓住了“牛鼻子”。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要求“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洞察世界城乡关系一般规律，科学把握我国城乡关系演进趋势，深化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行动指南。

　　县域是城和乡的结合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当前，我国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一些传统产业逐步向县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县城集聚，为县域增强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集聚功能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要敏锐抓住这一重要窗口期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具体可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

　　注重空间规划科学化。规划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龙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规划先行。要坚持县域城乡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功能互补，统筹县域农田保护、生态涵养、城镇建设、村落分布等空间布局，推动形成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各具特色、交相辉映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态。推进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高人居环境舒适度，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发展格局，提升县域整体能级。

　　加快农业人口市民化。围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强化人口集聚功能。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促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促进各类要素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为持续在城乡之间流动。加大县、乡、村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提高县域综合承载能力，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全面提高县域内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推进县域经济特色化。产业是县域发展的根基，特色是县域产业的优势。要树立大农业观，把农业建设成为大产业，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发挥县域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与大中城市错位发展、差异发展，走特色发展之路，念好“山海经”、做强“土特产”，培育壮大特色支柱产业，打造高水平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极承接大中型城市产业和资源转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带动县域中小企业发展。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县域产业绿色转型。积极发展富民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挖掘产业多种功能，拓展产业多元价值，建立富民利益联结体，实现既富民又强县的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路径。

　　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有了更高需求，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有了新要求。要充分发挥县城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推动公共设施建设向乡村延伸覆盖、公共资源向乡村下沉配置，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便利程度。加快推进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社会事业，切实提高乡村自我服务能力，努力实现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当前，城乡基层治理还存在治理资源不均、机制不畅、能力不足等难点、堵点。要以县域为联结点和切入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县域治理能力，不断健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县域智慧治理，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