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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复礼:言传身教 名师风范

时间:2024-04-21 文章来源: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作者:佚名

  

  

  1940年,袁复礼(前排右二)与西南联大地质气象学系部分师生合影(袁复礼家属供图)

  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学堂、美国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兼课,后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系主任。

  袁复礼不仅是仰韶文化、中国早石炭世地层的早期考古研究专家,中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者,还曾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起“西北科学考察团”,获颁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奖章。

  行云流水的名师课堂

  袁复礼于1937年秋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讲授构造地质、地文学、矿床学等课程。从北平到长沙,他将20世纪20年代末在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期艰辛积存的地质标本运往临时大学,怎料,在运送途中丢失了几箱。为此,他利用上课间隙,沿铁路逐站寻找这些标本。

  袁复礼这种热爱地质事业、倾心地球科学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学生。大家都仿效他,异常珍惜每枚标本。

  在临大,袁复礼以渊博的学识、广泛的兴趣和丰富的野外科考经验,为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他常常旁征博引地讲授地质科学,辅以各种丰富的实例。这些实例,都是他多次参加科考的亲身见闻和研究心得,给地质系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大纯说,从听课中“得到的印象是袁先生讲课的自由度很大,如行云流水,说到哪里是哪里”。关士聪则说:“袁老师的讲课内容,给了我一个非常开阔的思想境地,他不仅讲外国的东西,还主要介绍中国的情况。通过他举出的中国许多地点几个地文期的各种实例,使我感到中国大地丰富多彩……不仅使我们增加了许多知识,而且激发了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不吃“嗟来之食”的风骨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滇,袁复礼参加了由300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临行前,他给地质系的十几位同学讲授了沿途进行野外地质科考的方法。步行途中,他手提地质锤、腰系罗盘、身背相机,除进行地质考察、测绘路线地质图、拍摄人文风光和地质地貌照片外,还面向随团的地质系同学开展现场教学,向全团师生发表演讲,分享在蒙古国进行科考旅行的情况,鼓舞同学们为抗战建国矢志科学研究。

  据王鸿祯回忆,袁复礼对地质、地理、气候以至文物历史、风土人情无不关心,对地质路线记录和标本采集等提出了严格的规范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在湘西、黔东,他就讲河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到了黔西,则讲岩溶地貌和地文发育,妙绪泉涌,引人神往。他还讲了田奇瑞、刘基磐在湘西的工作,丁文江、王日伦在贵州和滇东的工作,激发了同学们对地质学的兴趣。

  到昆明后,袁复礼和同学们一起交流沿路科考所得,展览沿途采集的标本和拍摄的珍贵照片,增加了此次“教育长征”的文化价值。王鸿祯对此感慨地说:“所谓‘教育’绝不限于课堂上的‘授业’‘解惑’。为人师者的一言一行,其涵育和启发的作用有时是更为重要的。”

  在昆明,由于物价高涨和家中小孩多,袁复礼和大多数教授一样,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他甚至把书籍用物都卖光,每天只能以两顿稀饭度日。那时,国民党当局有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引发师生抗议。为缓和矛盾,当局声称将给教授发“救济粮”。这引起一些教授的反感,发出拒领声明,袁复礼带头签了名。王恒升教授认为,这种“不吃‘嗟来之食’的硬骨头精神”,“正是我们中国的脊梁”。

  关心学生前途命运的师长

  艰苦的生活丝毫未能减少袁复礼对科学、对教育、对学生的热爱。他结合云南实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质考古和研究:在呈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削刀”,在沾益发现“雷兽”牙骨和多种丹桂叶化石,在西南联大进行《云南东北部之古地理》等研究,发表了“如何开展边疆工作”等主题演讲。他的各种演讲,总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生动而引人深思。

  袁复礼注重对学生地质专业基础的教学训练,以在西南各省承揽地质科学考察项目、加大野外考察训练力度等不拘一格的形式,让学生接受扎实的专业锻造。曹国权回忆道:“袁老讲课的又一特点,是由此及彼,引申到一些教科书没有写进去,但又是地质工作者需要的知识。他从认识地质构造讲到找油,讲到钻探工作。他解释钻探中套管的作用,在黑板上写了‘Casing’这个字,并说如何防止缩径。这些事,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套管这个英文字犹历历在目。是他,拓宽了青年学生的知识领域。是他,将枯燥乏味的地质概念说活了,变成饶有兴趣现实的东西。”在袁复礼的带动下,一批联大学生在云南就奠定了地质学研究基础,最终成长为地质学家,可谓名师出高徒。

  袁复礼十分关心学生的出路,总是对学生的未来主动加以指点,甚至因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而遭到反动当局毒打。据杨起回忆,当他和另外两名刚毕业的同学准备去新疆从事地质工作时,袁先生特地向他们介绍了在新疆工作的经验,要大家提防患“头痛欲裂症”。杨起认为,这其实是“提醒我们要去的地方,当时是在军阀统治之下,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交通又很不便,要求我们做好吃苦甚至要吃苦头的精神准备”。这种一日为师则一生为师、只求付出而不求回报的态度,使袁复礼深受学生爱戴。

  龙美光(云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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