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坐书桌，王道成更喜欢在客厅的饭桌旁工作，那里紧靠着一扇窗户，有阳光洒进来——他喜欢自然光胜过灯光。王道成年逾90，面色红润，声音响亮，总是大笑，有点鹤发童颜的样子。他自评耳聪，目不算太明，有轻微白内障，但不妨碍他每日阅读书报上的小字。

　　王道成的前半生研究文学，后半生研究历史。不过总结起来说，也是“文史不分家”。读书、写作，经过近70年的学术生涯，王道成写出了《颐和园》《圆明园研究四十年》《科举史话》《慈禧太后传》等著作。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评价，王道成是中国系统研究清史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也用自己的古典文学知识素养，为清史研究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文史不分家”

　　成为清史专家以前，王道成的人生还有两种可能性。

　　1951年，他曾报名参军，但是征兵要求身高要达到1.6米，“我正好差一公分”。

　　带着这些遗憾，王道成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入重庆大学中文系，希望能实现另一个梦想——成为汉语言、汉文学的专家。王道成回忆说：“那会儿的同学们都想当作家，但我知道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当不了作家。我就希望通过努力，成为一个专家。”

　　1933年，王道成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父母开油坊，他是家中老大，被祖父寄予厚望，两岁时就被教授识字。按当地习俗，四岁零四个月时，他接受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等。六岁时，他学习四书五经等，而后“七岁作对子，十岁修文章”。到了12岁考入中学，开始接受新学教育。王道成记得，自己是学校里唯一一个能够用文言文作文的，被老师评价“文如秋水”。

　　1952年，院系调整，王道成转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195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次年又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25岁起，他就给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讲古文课了，因为讲得好，学校通过群众评议给他颁奖。拿到奖金时正好是除夕夜，他去店里买了一大袋子软糖，“晚上在家里，一边看书一边吃糖，很快就把糖全部吃完了”。

　　1972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决定成立清史研究小组，由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郭影秋任组长，王道成也被力邀加入。

　　当时王道成很犹豫，“我说我都快40岁了，人到中年还改行？”来邀请他的同事告诉他，文史不分家，文学也是清史的一部分。

　　也是在那名同事的解释下，王道成明白了彼时清史研究的形势。“那会儿，清史这门专业很不被重视。搞古代史的人，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的末梢，没有什么可研究的。搞近代史的人呢，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史都是属于古代史，跟他们无关。”凡此种种，王道成生出一种填补学术空白的使命感。

　　1972年4月，王道成如约调入清史研究小组。

　　研究历史，要坐得住

　　1974年，王道成和另外两名同事接到上级要求，写一本谈《红楼梦》历史背景的书。

　　“从《红楼梦》提出问题，进而讲述清代历史，再归结到《红楼梦》，这是我们的写作方法。”王道成说。后来，三人重新并多次阅读《红楼梦》，结合公开的档案及材料分析，于1976年4月出版了七万多字的《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

　　后来，《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被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吴恩裕和冯其庸称赞见解新颖、史料翔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红楼梦》历史背景的著作。

　　这是王道成有生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他在今天评价：“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它毕竟是我清史研究历程中走出的第一步。”这本书的成功加强了他对清史研究的决心与信心。

　　1975年，王道成受北京出版社及颐和园管理处之邀，参与《颐和园》一书的编写。

　　王道成与几个编写组成员花费一周的时间到颐和园与群众游园，听他们的兴趣所在。根据总结出的问题，他们又去请教更多领域的专家。听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讲述海淀的历史地理，请清华大学建筑学家吴良镛讲解颐和园的园林和建筑，还请梁思成的助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带他们游园、讲课。

　　此外，他们还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翻看已有的文章与书籍，发现许多原先的历史说法是不准确甚至矛盾的。王道成回忆说：“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到底是用了多少白银？有人说800万两，有人说2000万两、3000万两、6000万两，最高的有人说8000万两。最高数字和最低数字相差10倍之多……到底根据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王道成为此买了公交月票，每天都坐车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泡一整天，读一摞摞的上谕档和奏折原件。任何一个笃定的历史细节都需要翻阅海量的档案，他举例，只为考据慈禧的父亲叶赫那拉·惠征在安徽任上时的情况，自己看了整整三个月的档案。

　　1978年11月，《颐和园》正式出版，王道成记得，当时有关专家将其评为“国内关于颐和园的最有权威性的著作”。

　　在王道成看来，编写《颐和园》是他研究道路上的转折点，“让我真正理解到了，如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他解释，此前编写《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参考的多是易找的公开资料，而要写作《颐和园》，他需翻阅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档案。

　　这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王道成说，须得耐下心、坐得住，从浩瀚文库里寻找和印证历史真相。写《颐和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估摸自己看了上千万字，笔记也记了十几本。

　　年逾90，仍在著史

　　2002年，现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长夏艳到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认识了王道成。在夏艳的印象里，王道成“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介书生”，总穿衬衫，鞋子永远干干净净。且他做事极其认真，每每为研究所的项目写审稿意见，总要交付二三十页工工整整的手写文章。夏艳也是后来才知道，王道成作审稿意见，总是先以草书快速记下，怕同事们看不懂，再规规矩矩地誊写一遍内容。

　　从20世纪90年代起，王道成就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上人民大学老校区内的一间公寓里。他的妻子2021年去世了，现如今,他独居在那里。

　　王道成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仍是编书与写书。他正在参与制作《国朝畿辅诗传》，全篇有60卷左右，一百多万字。受出版社委托，他承担了点校、为诗文内容做注释的工作。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阚红柳说，王道成快90岁时，忽然和她提起，因颐和园又整理公开了一批新档案，他要去细细读来，摘出有益的，为他先前所作的《颐和园》作内容补充，再出一本新书。她非常讶异于他旺盛的精力。

　　王道成认为，自己离“真正的退休”尚且遥远。

　　“我读了那么多年档案，存下这么多材料，里面有许多，后人恐怕都是很难看见的。”王道成说，“趁我还有精力时，只想将它们多多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