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伟大祖国沧桑巨变，地处西南腹地的新重庆欣欣向荣。作为一个超大城市，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渝东北大巴山脉绵延起伏、峰峦叠嶂，渝东南武陵山区地域广阔、风景怡人。大巴山和武陵山既有旖旎的自然风光，又有独特的风土人情，更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人间传奇。

　　为充分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大巴山、武陵山片区各区县的历史变迁、发展成就、美好愿景，《当代党员》全媒体组织开展“大巴山纪行”“武陵山纪行”采访活动，组织记者行进山区蹲点采访，讲述奋斗故事，反映历史变迁，解析城乡融合促进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的现代化新路子，献礼新中国75周年华诞。

　　千里巴山的南麓，重庆的东北角，一座名为城口的小城深藏在千沟万壑中。如果说重庆是山城，那么拥有500多座海拔2000米以上高山的城口，一定是山城中的山城。

　　前往城口采访的前夕，朋友关切地问我，城口现在通高速公路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大山壮美，但挡住了城外的人走进来，也阻碍着城内的人走出去。于是城口人在绝壁上开凿出栈道，攀山梁、下河谷，肩挑背扛走出大山——城口太需要与外部世界的连通之路。

　　蜀道难修，但城口铆足干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硬是修出了一条条快速通道、干线公路，乃至高速公路。

　　1958年，城口第一条公路破土动工；1975年国庆节，任河大桥竣工，汽车终于能够开进城口县城了；1998年，重庆直辖后不久，城口实现乡乡通公路；2013年，城（口）万（源）快速通道建成通车，城口迎来大变化；2022年，G69银（川）百（色）高速公路（城开段）通车至县城，城口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这一条条路，带领城口人民通向了幸福之路。

　　如今，盘山路网如同经络动脉贯通群山，给深山的村庄带来人流、物流、信息流，城口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昔日困守大山的城口如今已换了模样。

　　解放之路：“人民好坐江山”

　　此次采访，我们选择乘坐大巴车，经城（口）万（源）快速通道前往城口县城。下了高速公路后，道路两侧的大山连绵起伏，路消失在一个又一个弯道里。

　　我们注意到，沿途有不少宣传标语，写着“人民好坐江山”。

　　据党史专家考证，“人民好坐江山”这幅标语，是在1934年红三十三军经过巴山镇元坝村火山坡时在石壁上刻下的。

　　作为青年记者，此次我们前往城口的第一站，就是追寻这条标语内涵的红色基因，体悟当年红军战士对党、对人民的炽热初心。

　　次日，我们来到元坝村探访，从远处看，火山坡和四周其他山坡一样，山高林密路险。要从元坝村走到“人民好坐江山”标语处，腿脚快的也要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据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馆长张茹介绍，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县城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在城口县坪坝大梁设前沿指挥部。而这里就是红三十三军前往坪坝大梁指挥部的必经之地。

　　城口，是三省之门户，扼四方之咽喉，地势险要，“路崎岖多碍舆马，溪邃狭每阻津梁”。对于红军来说，这正是适合打游击战的地方。

　　1927年，身在家乡四川万源的中共党员李家俊建立了万源县党的地下小组，并于1929年开始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并领导了固军坝农民起义，创建了城（口）万（源）红军。1930年1月，城万红军被正式改编为川东游击军。

　　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被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红四方面军从八台山经过双河口，再从庙坝进驻今天的葛城街道。这条轨迹正是城万快速通道的路线。

　　“可以说城万快速通道的修建也是在重走长征路。”张茹说。

　　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城口大地上生根发芽，城口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唯一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

　　“刚开始，受到反动派的宣传误导，城口老百姓因为害怕红军而躲到了深山里。” 80岁的刘祥寿老人回忆起父辈讲述的红军事迹：一位下山找水喝的村民，发现红军将从地主家中收缴的财物沿街散布，他捡了钱就赶紧将消息带回山中。长期在军阀土匪的统治下生活，城口老百姓苦不堪言、担惊受怕又不敢反抗，他们将信将疑地下了山，仔细观察发现，红军的确不同于其他武装力量。

　　1934年7月，城口出现一种被称为“鸡窝寒”的流感，不少老百姓一人生病、全家感染。得知消息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连夜召开会议，制订治病方案，开办“红军药房”，免费为乡亲们看病。很快，疫病势头得到控制。

　　“这支部队真的是来解救贫苦百姓的！”老百姓看到了出路与曙光，也向红军伸出援手。“城口老百姓本来就是过的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但仍然自发筹集粮食送给红军。” 张茹介绍。

　　红军的所作所为，唤醒了许多劳苦大众的斗争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校军衔、曾任四川省绵阳军分区机关党总支书记的童云就是其中一员。这名出生于城口县坪坝镇的红军女战士，曾因抵债被卖到富农家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934年，年仅14岁的童云听着“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穷人要翻身”这些新名词，决心奋力一搏，逃出婆家参了军。童云参军后，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部队抽调她到坪坝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宣传穷人翻身解放、男女平等的政策，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及妇女工作。

　　城口这座红色小城，当时仅拥有5.7万人，就有5500多人参加革命。

　　“怀一份虔诚走进巍峨的大山，不屈的脊梁挺拔历史的灿烂。一支队伍褴褛衣衫，一双草鞋岁月浸染。再高的大山挡不住梦的飞翔，再险的征途一路风雨向前……”曾在城口生活工作过近十年的重庆市总工会一级巡视员陈刚，为城口写下了这样饱含深情的歌词。

　　变迁之路：立志突破大山

　　初春，一场微雨模糊了山与天的边界。我们沿着66道拐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远处山如翠屏、云遮雾绕，蔚为壮观。行到最高处，便到了双河乡余坪村。

　　“我们以前从山下回来，那是‘下雨一身泥、天晴一身灰’。” 余坪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跃明说。

　　今天，当我们站在公路上时，不仅丝毫感受不到胡跃明说的狼狈，极目之处反而是统一设计的景观、宽敞干净的道路，有的路面还结合余坪村“红色美丽村庄”的定位，铺设成了砖红色。

　　站在山顶俯瞰群山，陡崖壁立。很难想象，在没有这条公路的时候，村民们又该如何穿过大山，去到山脚的双河场镇？

　　说起当年去场镇，今年72岁的村民杨本坤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卖猪。当谁家要把好不容易养大的猪卖掉时，必须找到帮手，4个人一起抬着100多公斤的猪下山，天亮出发，直到天黑才能赶到山脚。

　　长期以来，余坪村就像一个哨点，外人进不来，自己也难出去。被“困”在山顶的老百姓，一直面临着想卖点玉米、土豆，但运输一趟赚不回成本的窘境。

　　要修路！余坪人坚定了冲出大山的决心。

　　修路始于1996年，从勘测、设计到开荒，再到一凿一钎开挖山路，整个过程倾注了余坪所有干部群众的心血。

　　“当时我负责勘测、设计，白天去勘测，晚上回家计算和画图纸，规划一公里路大概要花三天时间。”杨本坤说，要在没有路的大山上规划出一条路，每一步都是他用脚走出来的，遇到陡崖，人根本无法跨越，要么用绳索吊过去，要么只能花上一两个小时绕路。

　　勘测、设计结束后，村干部按修建道路的难易程度将任务分配给沿线每家每户。“干这个活儿大家没有一分钱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说不，积极性非常高。”回忆起1997年冬闲时期，满山都是劳动者的身影，背着孩子的、找来亲友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杨本坤感慨不已。

　　“有一次非常惊险，两户村民在赵家扁的陡崖下争吵，我让他们暂时停工回家消消气。没想到，他们刚离开几分钟，那块崖壁就垮了。”修路的过程中，希望与危险并存，杨本坤回想起那一幕至今还心惊肉跳，“好在一直到最后完工，大家都平安无事。”

　　仅仅3个月时间，10公里的公路跃然山间，老百姓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实现了夙愿。

　　1998年，公路正式通车，满载化肥、水泥的车辆第一次驶上了这座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全村人欢呼雀跃。

　　余坪人敢于冲破大山的努力，改变了村庄旧貌：建材拉上来了，漂亮的砖混新房拔地而起；化肥拉上来了，节约了人力运输的成本；老虎姜拉上来了，发展起了更有价值的中药材产业；更重要的是，农货能出山，游客能进村，余坪村也红红火火地做起了旅游业。

　　九山半水半分田，城口独特的地貌不仅一度导致交通闭塞，连人的认知也闭塞了。

　　从城口县城出发，驱车15分钟就到了龙田乡仓房村。这个与县城相隔仅十余公里的村庄，在过去却是远近闻名的“愚人村”。

　　这是因为，连接龙田乡场镇和仓房村的蹇家湾隧道在那时还未打通，“房无三丈高，地无三尺平，一河隔两岸，两山入云端”的仓房村是一座难以与外界联系的“孤岛”。

　　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已成立30余年，但在只有100多名村民的仓房村，竟有80%的人没有文化，甚至有一半人不认识人民币。

　　因为文化太低、认知不足，仓房村村民在过去闹了不少笑话。一位干部与一位村民交流，问到其母亲年龄，该村民回答“四十几岁了”；又问到他本人多少岁时，他却回答“起码有九十岁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背后，反映出仓房村亟待拔除“愚根”的现实。

　　1997年前，仓房村仅有3名高中生，19名初中生。陈申福就是村里的第一名高中生。在城口县城读完高中后，陈申福本可以选择更好的工作，但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没有文化的乡亲，“当时村民收到信后，往往要走上一个多小时请人来读”。

　　走出愚昧、走出大山，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陈申福毅然回到仓房村小学任教。彼时，学校仅有12名五年级学生，在百分制的考试中，平均成绩仅12.5分。

　　就这样，陈申福成了一名“全科”教师，他还主动为学生提供课后免费辅导。在任教第二年，陈申福走了3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邓光红三姐妹家，三姐妹的父亲邓德轩对陈申福说：“读书有啥用，到头来还不是挖泥夯土（种地），家里没钱供她们上学。”陈申福苦口婆心地给邓德轩做思想工作。“我不希望她们失去学习文化的机会。”陈申福告诉邓德轩可以让她们免费上学，三姐妹才又出现在了第二学期的教室里，而他则需要上山采药换钱，弥补学费的窟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来，陈申福不断向村民宣传文化的重要性，愚昧无知、轻视教育的状况在仓房村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改变，如今，仓房村已经走出了78名大学生。

　　在仓房村村委会，有两名“95后”本土人才，一个叫文小雪，另一个叫罗爽。我们到访时，他们正好分别到两侧大山上的村民家走访，去统计村民生产需求。

　　两人都是仓房村人，在外地读完大学后，却同陈申福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为家乡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愚人村”已然成为“育人村”。

　　幸福之路：引领奋进方向

　　站在位于东安镇兴田村的亢谷景区外，天空蓝得清透遥远，两侧山峰高耸入云。天气晴好，但与城口县城相比，这里的风刮得很猛。一问才知，位于山麓的兴田村海拔就有约1200米，气候自然与别处不同。

　　此时此刻的兴田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边远山村，更像是遗落山间的桃花源——一户户“森林人家”外墙干净、院落整洁，餐饮住宿一应俱全、井然有序。

　　“我们是高寒地区，以前是秦巴山区最落后的特困村之一，但这几年我们把穷山恶水变成了金山银山，把劣势转化为优势，现在的兴田村是生态优良、夏季平均气温仅25摄氏度的避暑胜地。”兴田村党支部书记冯永均说。

　　一开始，如果有人说兴田村能吃上“旅游饭”，那村民一定觉得是无稽之谈。在2010年以前，兴田村没有公路，远离县城，可谓与世隔绝。村民生活贫困，大多住在土木结构的房屋中，深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困境。

　　直到2011年，301省道贯通，兴田村迎来了第一波发展契机。“当时听说可以发展乡村旅游，镇上就决定带领我们策划‘大巴山森林人家’农家乐品牌。”冯永均说，“那会儿整个城口还没有哪个地方做过这样的尝试。”

　　说干就干，镇党委、政府腾出部分资金作为农户改造房屋的奖补资金，联系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协议，找来相关部门到村里开展经营管理等培训。最重要的是，冯永均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做起动员工作。

　　最终，有11户村民愿意成为“吃螃蟹”的人。“说实话，第一批客人是我们‘截和’来的。”冯永均印象很深刻，“虽然只有十几位万州来的客人，但我们用了最大的热情来接待。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对我们的印象非常好，回去之后又帮我们进行了宣传。”

　　一传十，十传百，兴田村的旅游真的做了起来，甚至因为生意太好，这11户“森林人家”的接待能力还显得捉襟见肘。

　　2013年，看准“森林人家”快速发展的势头，更多村民想要加入，彼时的贫困户赵永兰就是在这一年开办了她家的“森林人家”。

　　“当时除了我坐轮椅，家里还有两个残疾人，两个孩子也还在读书。我丈夫虽然有残疾，但也要出去做零工，全家一年收入不过万把块钱。”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赵永兰至今还会哽咽。

　　打定主意后，村干部帮助赵永兰申请了残疾人补助、低息贷款等，让她一起参加村里组织的餐饮培训。很快，赵永兰的3层小楼完工，接待能力可达32人。在村干部建议下，她与其他几家民宿抱团发展，共同组成“四合院”民宿。

　　“我们早就把贷款还完了，现在一年能收入10万元左右。”吃上“旅游饭”的赵永兰告别了贫困，还在2016年被东安镇政府评为“脱贫先进户”。

　　为了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兴田村还在不断改进：新建6公里公路，安装90盏路灯，修建起文化广场……

　　如今，兴田村已有129户“森林人家”，2023年6月至9月，接待游客达230万人次，一跃成为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示范区，被评为“重庆市最美乡村”。而兴田村的做法，也在全县得到推广。

　　东安镇兴田村，万仞高山、峰峦叠翠；而西北方向，100公里开外的巴山镇新岭村，尺树寸泓，巴山湖碧波如鉴。

　　一条柏油公路沿湖盘在半山腰处，一栋栋簇新的、两三层高的楼房顺着公路的走向排开。

　　新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炳家的鱼庄就是其中一栋。尽管是工作日，鱼庄里仍有游客正围坐品尝新鲜的鱼火锅。

　　招呼完客人，陈启炳终于歇了下来，和我们聊起了这些年的变化。

　　如今宛如山间碧玉的巴山湖，曾经只是谷底涓涓流淌的任河，河边是巴山镇通往城口县城的砂石道路，陈启炳的家就在附近。随着巴山水库修建蓄水，水位上涨近百米，原本位于山谷的唯一通道被淹没，一条连接巴山镇场镇和城口县城的公路在半山腰处重新布局。

　　“这条路修了5年。”看着眼前宽阔平整的公路，陈启炳回忆道，“从挖出一条便道，到优化成村级公路，一直到2022年，我们才有了这条省道。”

　　新路所在的半山腰，坡度更缓，适宜居住，原本住在高山或者河谷地带的80余户村民，纷纷利用政府发放的补偿款搬迁到公路沿线，建了新房。

　　门前临公路，屋后是水库，陈启炳带动大家一起发展“水库经济”。“库区的养鱼合作社在水库里养殖生态鱼，吸引了很多钓鱼爱好者驱车前来。村民有的和我一样开办了农家乐，有的在合作社里负责护渔、捕鱼，大家都有了新的收入来源。”陈启炳笑着说，不仅如此，新岭村的村民都入了身份股，每年能分红近1万元，家家户户都“年年有鱼”。

　　对于缺乏支柱产业的新岭村，这条公路就是其发展的底气。沿着公路上行200米，一片如云絮堆叠、大雪压枝的樱桃花撞入我们的视野，与湖对岸星星点点的野樱桃花相映成趣。

　　这片樱桃园归属新岭村村集体，它的产生同样和路息息相关。“我们的樱桃园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了，每年五一节前一周，每天都有上百人入园采摘樱桃。”陈启炳说。人气，在一湖一路的双重作用下，聚集起来，成了新岭村的发展动力。

　　“花开得漂亮哦，前天还有一大批人来看花。”倚着樱桃园外的栏杆，眺望花海，一位婆婆感叹。

　　这位年逾七旬的婆婆姓陈，5年前从远处的山顶搬迁到村委会旁集中修建的房屋里。“现在条件好了，我再也不把野菜、草根、玉米当饭吃了，家里的冰箱里随时都有鸡肉、鱼肉、羊肉等好食材。”陈婆婆喜上眉梢。

　　“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发展生态养殖，对整个巴山湖进行智慧化管理，同时考虑因地制宜在湖上进一步开发旅游项目。”巴山镇党委委员方进华说。

　　一条条公路，打破了大山的桎梏；一条条发展思路，编织出群众的幸福生活。